行间阅美 开卷通识

　　【编书者说】　　

　　美学之思，关乎心灵，系于文明。审美塑造着人的精神与生活，当下美学与美育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键维度，我们要基于时代精神与文化土壤，塑造新时代的审美主体，领略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美学。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现代美育的重要发源地，自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以来，其美育实践始终与国家命运、时代需求紧密相连。从培养现代新人，到回应“钱学森之问”、培育创造性人才，再到今日肩负释放压力、塑造人格的重任，美育的内涵不断拓展。近年来北京大学开设的“审美与人生”通识课，正是这一脉络的当代延续。这门课程并未预先规定统一答案，而是让美学、艺术、人生等根本问题保持开放，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体悟，从而呈现出一种“彻底的多样性”。

　　对于许多议题而言，这种激进的多样性都是不可接受的，但美学恰是例外。任何不能兼容多样性的美学，都不是好的美学；任何不能兼容多样性的美育，都易事与愿违。因为美育既不是知识教育，也不是能力教育，而类似于态度教育。当工作被机器替代，人并非只需琴棋书画，而是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可能转变——将那份曾专注于“工作”的认真，转化为对生活本身的“热爱”。热爱能将寻常事务化为审美体验，能让人在“技”中悟“道”，从而获得更高的觉解与人生境界。因此，收入《北大美学通识课》的17篇文章，并非系统化的美学知识普及，而是作者们从其专业视角出发，分享对审美的热爱与体悟，其内核正是这种“热爱”的多样性呈现。

　　这种对“多样性”与“热爱”的强调，根植于对美育本义的深思。美育的目标，实则是“让能感动人心的东西统一地作为我们人格养成的滋养”，最终“将审美活成一种生活方式”。它要突破将美育窄化为艺术技能教育的成见，否则可能在不经意间制造审美能力的不平等。审美的权力和能力，本应属于每一个人；其目的，在于通过“养眼”来“培育品位”，进而“塑造人”，完成“自我尊重和自我发现”。蔡元培当年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其深意也在于此——通过美育重塑人格，奠定民族的品位与价值观。

　　回望历史，这种“人生式”的审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远的回响。在书中，邓小南剖析了宋代读书人如何在“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处境中，激发出艺术创造与精神平和。他们“并不因为吟诗作画而忘掉这种忧患，反而是在这样忧患的环境里寻求到他们自身发展的方式”。审美对他们而言，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在压力下的精神支撑与生存智慧。及至魏晋，阎步克通过“冠冕”与“幅巾”的流变，揭示出时代规范与个体风骨之间的永恒张力。嵇康、阮籍等人所持守的立场，与当时的时势存在张力，其“人格之美”与“风神容止之美”却为时人与后世赞叹。这揭示了审美与人格独立的深刻关联——具体的时势与境遇总在流变之中，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与人格光辉，却可能穿越时代，焕发永恒的价值。

　　本书各篇文章，正是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这种与人生交融的审美体验。朱良志剖析八大山人绘画中的“生存智慧”，教人如何在喧嚣中安顿自我；渠敬东阐释中国山水画中“山林”与“庙堂”的张力，揭示士人“于世间担道义，于山林守本心”的完整生命追求；李溪解读“风花雪月”中的“四时”之境，展现文人如何以自然节律涵养精神。这些研究皆表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与艺术，始终贯穿着对生命处境与人格完成的观照。

　　书中还从不同维度深化了我们对审美多样性的理解。郑岩透过古代工匠“不守规矩”的生动案例，揭示在严格规范下依然勃发的个体创造力与劳作愉悦，提示我们那些超越成规的灵光，常是推动艺术演进的内在活力。张鸣以“滤镜”为喻，精妙阐释中国诗人如何以独此一家的“诗眼”，将外在自然化为心灵的风景，指出中国诗歌的审美核心在于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心领神会，而非机械摹写。

　　审美同样关乎文明视野与创造活力。杭侃以云冈石窟为例，展现了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中，外来形式与本土审美融合所迸发的辉煌；朱青生通过马王堆帛画的再阐释与《汉画总录》的编纂实践，致力于建构本土图像阐释体系；齐东方则让古代金银器“活”为“时尚”，映射出时代精神的流变。刘晨以敦煌为窗，呈现丝路文明交汇的璀璨审美，在“尘”（历史沉积）与“光”（信仰永恒）的交错中，揭示敦煌艺术所蕴含的包容、开放、绚烂与庄严的精神格调。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审美既是内向的修养，也是文明在开放、碰撞中创造新生的动力。

　　同时，书中也看到了当代社会带来的新的审美困境。仰海峰以鲍德里亚晚期思想为钥，结合网红景观、虚拟影像等身边例子，揭示我们已活在符号建构的“超真实”世界，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业已消失。应对此困境，顾春芳结合教学与创作，从“美的神圣性体验”等六个方面阐发美与心灵的关系，强调回归“美的发生现场”的迫切性，主张在鲜活的相遇与体验中，重拾被遮蔽的感受力，让美如光照亮具体生命，改变人生的质地。与之相映成趣，程乐松阐发早期道家“思于‘可不可’之间”的智慧，指出道家是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推崇一种混沌、灵动、自然的秩序美，这种美追求和谐共生、自然天成，为于不确定中守安定、于矛盾间得自在提供了古典资源。

　　在书中，这种审美多样性，在不同文化语境与生命议题中回响。刘彦玲细腻剖析19世纪德奥艺术歌曲中“文字”（情）与“音乐”（琴）之间的分合关系，阐明真正的音乐之美在于技艺服务情感，形式服从心灵。王岳则从医学人文视角切入，以“遗愿清单”引导人们以审美态度观照生死，将生命的意义从长度竞赛转向质量与深度的修行。

　　美育的多样性，最终根植于美的本质之中。人类的审美判断宛如一个多层的结构：底层是共通的生物基础（如对均衡的偏好），中层是多样的文化习惯，顶层则是个体的自由策略。美不同于真与善，它允许并鼓励个性与“标新立异”。因此，美育不必，也不应追求统一答案。它可以是宋代士人在忧患中涵泳的温情，也可以是“冠冕”礼制与“幅巾”风雅背后的精神博弈；可以是“可不可之间”的道家智慧，也可以是在嘈杂现场中体悟的那份“不可思议的庄严”。

　　《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的价值，恰在于它以多元的背景、视角与体悟，生动地诠释了这种“多样性”。它并非提供一本关于“美”的标准答案手册，而是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开阔的场域，聆听不同的声音，见证学者们对其专业的热爱，并最终启发读者开启属于自己的、对生活与生命的审美旅程。在这个意义上，美育的目标，正是守护并激发每个人心中那份独特的、能够“热爱”的能力，从而寻得一方心灵的自足与精神的丰盈。

　　（作者：彭锋，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图片均选自《北大美学通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