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之治” 构建中国之学

　　【社科发展大家谈】

　　夏近林方密，春馀水更深。2016年5月17日，一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引领性、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菁菁校园，草木葳蕤。1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哪些新进展、新趋势、新动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清华园，采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听他娓娓讲述10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思考和行动都汇聚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来

　　记者：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哪些新进展、新趋势、新动向？对此，您有哪些感受？

　　薛澜：10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22年，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印发，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总体性规划……

　　10年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智力支持。

　　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例，我对这10年来的变化有比较深切的感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变化，也是最明显的变化，是公共管理研究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显著增强。在学科发展早期，公共管理研究较多借鉴国外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组织管理等理论资源，这对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一定时期内，也形成了对既有理论框架的依赖，影响了从中国治理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概念和解释框架的能力。具体而言，在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问题提出以及中国国情阐释等方面，一些研究倾向于沿用既有理论框架，更多是用中国经验验证既有理论，而不是从中国实践中提出能够解释中国之治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也有一些研究对国际学术热点关注较多，而对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回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聚焦和知识积累。10年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中国改革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实践，作为形成学术问题、提炼理论概念、建构解释框架的重要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提醒公共管理学研究者要更加自觉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直面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逐步探索形成立足中国实践、能够解释中国之治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

　　第二大变化，是学术研究紧跟改革开放宏阔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客观而言，此前，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就理论来谈理论的现象比较常见，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还不够充分。10年来，广大研究者更加注重奔着问题去、围着问题做，围绕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述学立论、建言献策，问题意识明显增强。

　　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例，1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各级各类智库相互支撑、协调共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宏观经济、科技发展、国际问题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领域，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和丰硕成果。

　　第三大变化，是在对外交往交流活动中，我国研究者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胸怀天下、自信从容，平等意识更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打开国门搞建设，拥抱世界、学习世界、贡献世界，与世界良好互动、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动走出国门，积极同国际学界交流。

　　10年来，广大研究者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学术创新能力。例如，我国持续推动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的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同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吸纳海外智库专家、汉学家等优秀人才，支持我国高端智库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等工作持续推进。

归根到底要回答好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

　　记者：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应当如何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薛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科学解答时代课题作为理论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找准对策中总结经验、揭示规律，讲好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理，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推进理论创新，首先要坚持科学的态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对此，要做好长期的准备，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揠苗助长。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一段时间以来，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西方流行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一些研究中未加审视就被用来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使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理论建构方面缺席、失语；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中的许多问题被“移植”到了中国，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解决中国问题并无裨益。

　　具体到创新路径上，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关键在于坚持“两个结合”。一方面，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总结新经验、构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另一方面，要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深入挖掘阐释其中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知识智慧、理性思辨，从中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范式和思想，特别是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形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背后深沉持久的文明基底。在此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源头活水”。

　　良好的学术文化是孕育自主创新的重要土壤。无论是学术人才成长，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都离不开良好学术文化的激发、滋养和支撑。厚植创新文化土壤，要持之以恒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学术氛围。要不断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机制，建立健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平台体系，推动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共同体和出版传播平台等协同发力，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坐得住、坐得稳，心无旁骛开展长期性、基础性、原创性研究。

　　记者：说到方法创新，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挑战也引发广泛关注。在您看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来说，人工智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薛澜：我注意到，最近，谷歌聘请剑桥大学学者亨利·谢夫林（Henry Shevlin）担任“全职哲学家”，参与机器意识、人机关系和通用人工智能准备度等前沿问题研究。这件事情启示我们：人工智能发展归根结底要服务人类社会。“技术向善”，就是要把人的福祉作为科技发展的根本目标。无论是技术设计还是规则制定都应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各国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社会运行，必将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文化伦理等产生深刻影响，并催生新的研究课题与理论需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不断更新。同时，作为强大的研究工具，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海量、多源、非结构化的社会数据，帮助研究者更精细地刻画社会现象、更深入地洞察复杂规律、更前瞻地模拟发展趋势，并在问题发现、假设生成、实验设计、分析验证等环节，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动能。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部分技术突破往往领先于治理规则的制定，技术发展与制度供给之间的“时间差”导致治理始终在“追赶”技术，形成治理难题。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一些治理规则还存在不完善、不适应之处。这也给相关学科拓展研究问题、更新理论工具提供了重要契机。

　　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加凸显。技术朝什么方向发展、遵循什么价值原则、如何服务人的福祉和社会进步，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价值引领和规范支撑。

在开放中坚守主体性 在互鉴中推进原创性

　　记者：新的起点上，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做，才能不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薛澜：第一，坚持长期主义，遵循学术积累和理论创新规律。有生命力的理论，既要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面向现实的时代感，也要具有抓住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的深刻性。真正的理论创新，离不开长期积累，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我们既要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遵循学术规律，坚持长期主义，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短期评价所扰。有关管理部门也应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创新提供制度空间和稳定预期，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制度，涵养健康学术文化。

　　第二，面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协同攻关，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研究联合体，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开展研究。“中国之治”的系统性、复杂性，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更加有组织的方式深入研究、设计方案、尝试迭代。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为例，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成就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需要充分调动相关学科和研究力量，通过有组织科研推动研究视域融合、优势互补。此外，还要发挥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深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增强咨政建言的学理支撑，提供更具建设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要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重要源泉，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宝贵经验总结好、提炼好。要在开放中坚守主体性、在互鉴中推进原创性，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标识性的学术概念、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思路、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价值。

　　（本报记者 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