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乡间 笔绘山河

　　【艺火传薪·纪念赵望云诞辰120周年】　

　　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赵望云

　　“20世纪中国画大众化道路开创者”和“西北山水画开派宗师”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对赵望云（1906—1977年）的基本定论。与此对应的，辄是他的“农村写生”和“长安画派”两个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艺术人生阶段。

　　起初，赵望云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自觉地站在反中国画旧传统的前沿，走出象牙塔，回到底层民众中，描绘社会中的农民。他深入华北农村，日乘大车，夜宿小店，用画笔记录亲见的农民生活苦况，在《大公报》等媒体专栏连载，激起了广大读者对民族忧患的共鸣。叶浅予回忆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那些年，《大公报》有两个专栏最能吸引读者：一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一是赵望云的‘农村写生’。这两个专栏反映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苦难生活，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徐悲鸿亦感动于赵君笔下“剥树皮，掘草根，易子而炊”的民生惨状，叹息道：“中国执笔能画者，不下三千人，而能为如此工作者，舍望云先生一人而外，未闻有继起者也。”

　　“农村写生”不同于居高临下的悯农，画家是站在社会底层的立场，平视濒临破产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他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神圣的责任”来自道义情感，并贯穿他的终生。譬如，当“农村写生”因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停止，他随即主编《抗战画刊》，以画笔作刀枪，抗日救亡。三年后，《抗战画刊》被迫停刊，他又自觉远赴大西北进行民族文化寻根，意在民族危亡之际，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自强感。他以古都西安为基地，考察摹习敦煌莫高窟壁画，到农村和牧区写生创作，回城举办画展，组织画会，创办艺术期刊，传播新艺术理念，同时还设立美术服务机构，培养青年画家，创建包括祁连山、天山和秦陇高原在内的大西北中国画创作基地。他的系统性营构，使“长安画派”随之奠基、成型，成为现代中国美术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望云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主持完成了诸如接管敦煌莫高窟，建立西北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率队首勘麦积山、炳灵寺石窟，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抢救与保护等工作。一系列业绩，使他被尊为新中国西北文博事业奠基人。

　　赵望云曾说：“我的画里从不画不劳动者！”他的画，笔调朴拙，气息朴厚，形式朴素。千百年来的中国画坛，多是以阆苑琼林之优雅或闲逸萧散的庄禅情志为主的审美趣味，赵氏携朴素之美而来，犹如身着粗布、浑身泥土气息的农民突然闯入文人墨客的殿堂，似乎那样不协调，然而，正是这种不协调标志着中国传统审美观的更新与拓展。新中国成立后，赵望云坚持描绘劳动人民，他所画的看似农家生活日常，却有阳光，有雨雾，有行旅，有劳作，有炊烟，有哝哝俚语，充满暖意。诚如他的大弟子黄胄所言：“赵先生的画从旧社会的农家苦到新社会的农家乐，是一部史诗。”

　　在人物画外，赵望云的山水画也独树一帜。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张大千交往，并到莫高窟抚临古代壁画，以此为机缘，深钻传统，创作范畴由人物拓展到山水。

　　早在农村写生途中，赵望云就为自然山川之壮阔而震动：“长城线山脉的连绵与雄壮使人心胸扩展。”只因当时全身心地投入“农村写生”，他权且将之藏在心里，直到来到大西北才尽情地抒发出来。当他第一次站在巍峨连绵的祁连山雪峰之下时，不由得发出咏叹：“祁连山像一条苍龙，吐出万顷波涛，滚滚东去。”于是，承唐宋边塞诗词遗韵，赵望云挥毫状写，成为最早为大西北的崇山峻岭、大戈壁草原和各民族风土人情传神写照的画家之一。中国山水画史中以表现大西北浑厚壮阔之美的新画风从此开启，“山水画西不过关陇”的历史随之终结，同时，他的雄浑朴厚、意境苍茫的画风也奠定了长安画派的审美基调。

　　赵望云的创作，完全与大西北的莽原高山以及西北劳动人民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画的自然山川，是各民族劳动群众的生息之地，在路途、田间、森林里、草原上，有农民的村舍和牧民的帐篷，有忙碌的人、耕田的牛、驮运的马、负重的驴，等等。

　　除了经常游走于黄土高原、黄河、秦岭，赵望云还曾五次游观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他饱含激情地去访问、接触、洞察、写生。在他的画中，壮阔的西北自然景象、乡村生活浑厚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令观者如身临其境。浓重的生活气息不仅体现在题材内容上，也体现在笔墨形式上。画中树、山、石，尤其黄土高原相关的笔法、墨法表现，主要来自“师造化”，吸纳并丰富传统，使其形成了厚拙、朴茂、苍劲的艺术风格。

　　赵望云的创作风格几乎每十年一变，步步升华，至晚年达到炉火纯青。他历经逆境，身体衰弱，不能再回到终生依恋的农村生活中去，于是将毕生在自然中所得，耕牛反刍一般，重新咀嚼、消化，于“形在江海，心存魏阙”的追忆迁想中“神与物游”。他的晚年之作，超脱了前期作品中那种扑面而来的现实感，而蝶变为如《深夜行》那样澄澈、静寂、空灵、水晶般的意象，无法而法，自然天真，步入化境。画中世界，与其说是平凡山乡，不如说是圣洁的净土。

　　（作者：程征，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