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高原生灵的欢歌

　　【美丽中国行】　

　　车突然停了。

　　毫无征兆地，越野车在满是沙砾的无人区颠簸了一上午，忽然停下了。

　　拉手刹，开窗户，举起望远镜，驾驶座的刘炎林没有半点犹豫，对准远处的一道山脊，细细看了起来。

　　几乎同时，车上其他队员摸索着抓出各自的设备，顺着同一个方向望去。

　　“是野牦牛，三点钟方向！”刘炎林轻声说。队员们确认后迅速记录数量，标记方位。

　　记者也举起相机，把焦距拉到最长，但屏幕里除了灰褐色的山坡，什么也看不见……

　　整整13天，我们就在这样走走停停的寻找中度过。

　　数动物是为了什么？保护野生动物究竟是在保护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跟随青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刘炎林团队，深入柴达木盆地一探究竟。

“来自荒野的呼唤”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被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环抱。由于矿产、石油和盐湖资源丰富，人们提起这里，想到的多是“聚宝盆”。却鲜有人知晓，上千条冰川雪水汇聚的河流延伸到柴达木盆地深处，滋润出片片绿洲和草原，共同构成了隐秘而完整的生物世界。

　　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白唇鹿……作为青藏高原大型有蹄类动物的关键栖息地，高寒干旱的环境孕育了柴达木盆地独特的高原生物群落，多种珍稀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刘炎林团队此行的目的，是评估环柴达木盆地周边山地的大型兽类种群状况。

　　这些野生动物分布在哪里？数量有多少？相较于三江源和祁连山地区，人们对柴达木盆地知之甚少。

　　“野生动物调查，必须实地观察才能获取准确信息。这次我们主要采用样线调查，需要找到可通车的路线，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覆盖山地，确保调查范围够广。”刘炎林介绍。为了摸清环柴达木盆地的野生动物分布情况，团队做足了准备：越野车、卫星电话，还有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向导。

　　青海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许显金，就是这样的“活地图”。哪个山谷最近野牦牛活动频繁，哪条路在哪个季节好走，都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带领下，调查团队一路向平均海拔4600米的宗恩西里进发。

　　那是一片开阔的高山草甸，群山覆雪，冰河纵横。蹚过冰河，翻越山梁，一路颠簸中，许显金忽然踩下刹车。

　　“野牦牛群！”他举起望远镜，细细辨认，“一头、两头……规模很大！”

　　这回，记者也看见了。它们散落在山坡上，黑褐色的庞大身躯在雪地里格外显眼，像一颗颗洒落的黑珍珠。

　　确认处于安全距离、不会惊扰牛群后，大家纷纷下车，各自记录数量和方位。

　　团队成员张彩萍的眼睛亮亮的，她是青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大三学生，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野牦牛。“我是青海本地人，家里也养牦牛，对牦牛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她的论文，就是想要搞清楚野牦牛在柴达木盆地周边山地的分布和数量状况。

　　在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是找动物、数动物的“能手”。当问及有何妙招时，刘炎林说了四个字——“唯手熟耳”。“这和视力没关系，得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可能在什么样的地形出现。数就更简单了，数多了自然就快了。”

　　刘炎林进一步解释，找动物、数动物是为了了解动物的分布和数量，这是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此次调查目标主要是有蹄类动物，这类动物与家畜在空间分布和食物来源上存在重叠，二者之间存在竞争排斥关系。了解它们的分布和数量关系，对于协调畜牧业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制定科学的保护决策至关重要。

　　13天的行程里，记者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场景：车忽然停了，望远镜竖起来，而记者还在茫然地搜寻。但偶尔，也能第一个发现几只藏原羚、鹅喉羚。

　　不过，在柴达木，找动物只是功课的一半。

“物种保护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找路，是功课的另一半。

　　无人区没有信号，没有路标，甚至没有正经的路。这里的“路”，不过是前人的车辙，在风沙的侵蚀下，有时路突然消失在茫茫戈壁中，说没就没了。

　　刘炎林的手机里存着很多路线图，有些是走过无数次的。他甚至能清楚地说出，哪里曾经常有野牦牛出现，哪些区域的野牦牛在近两年已不再现身。“只有通过重复观察，才能发现野生动物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他说。

　　但更多的路，他也没走过。这时候就需要不断试错——往东开3公里，车辙不见了，掉头；往西再试7公里，是还没冻实的冰河，再掉头。有一次，大家为了观察鹅喉羚，不知什么时候把车开进了牧民的草场，怎么绕都找不到出去的门。

　　没有路，就找出一条路来。

　　而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需要的远不止认路和认动物的本事，有时还要经历生死考验。

　　刘炎林得过12次高原肺水肿。在高原，这是能要命的急症。但他依然一次又一次走进高原，追寻野牦牛、棕熊、雪豹的足迹。

　　有一次，他和一头母棕熊狭路相逢，距离不到20米。他的后脑勺一阵阵发热，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只能和队友靠在一起，把手高高举起，让自己显得高大些，同时盯着地面缓缓后退。好在，熊妈妈带着小熊转身离开了。

　　为什么要这么拼？！他似乎没想过太多，对他而言，为了野生动物就是他的理由。那些奔跑的生灵，那些珍贵的种群数据，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是他一往无前的全部动力。

　　团队成员、IUCN犬科专家组成员李祎斌，常年在祁连山深处监测豺群，在寒冷的荒野里给雪豹佩戴卫星追踪颈圈，他也差点把命丢在野外。

　　2020年5月，李祎斌在甘肃盐池湾自然保护区骑马布设红外相机。下马时，登山鞋卡在马镫上甩不下来，受惊的马将他拽倒，拖行了近300米。万幸，相机包垫住了头部，他才没有受更重的伤。

　　诊断结果触目惊心：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左眶眉骨粉碎性骨折，肋骨、鼻骨、前额骨骨折，脑震荡，全身大面积擦伤，还有一根树枝插进脖子，差点捅进气管。

　　但仅仅4个月后，他又回到了野外。西藏布加雪山、青海门源、甘肃盐池湾、宁夏贺兰山、新疆天山、海南霸王岭……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正如野生动物保护先驱乔治·夏勒博士所说：“要想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就必须亲自走进荒野。”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而言，物种保护从来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每一次走进荒野，每一次记录数据，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人类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迎接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化解矛盾才能更好地保护动物”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生态，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冲击。在青藏高原，随着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恢复，一个新的问题逐渐出现——人和动物，如何共享这片土地。

　　在这次野生动物调查中，记者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前半段行程中，家畜数量较少，野生动物数量相对较多；而到了后期，随着水草条件变好，家畜数量增多，野生动物数量反而没有前几天多了。

　　对此，刘炎林解释说：“这与不同区域的放牧安排有关。前期调查的区域是柴达木盆地南边的昆仑山，当地牧民仅在夏季放牧，其他季节没有家畜，所以昆仑山区域能看到大量野生动物。后期进入的是柴达木盆地北部，属于祁连山区域，这些地方是冬季牧场，这个季节有大量家畜活动。”

　　野生动物会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回避，与家畜实现共存。“大尺度共存，小尺度分开。”他说，“这种季节性放牧，正是该区域畜牧业与野生动物能够共存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兽之间相安无事。在此前的牧区采访中，记者频繁地听到当地群众提及人兽冲突的问题，无论是食肉动物与人的冲突，还是有蹄类动物与人的冲突，都是牧民们经常面临的困扰。

　　“人兽冲突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中食肉动物与牧民的冲突、有蹄类动物与牧民的冲突是两大主要类型。此次调查中，我们就遇到了有蹄类动物与家畜竞争草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注意的是，牧民感受到的冲突程度，往往比实际情况更高。目前我们初步判断，野生动物的数量并没有牧民认为的那么多，反而家畜数量较多。柴达木盆地属于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地，生态承载力有限，难以养活大量动物，这也是引发二者矛盾的重要原因。”

　　李祎斌则更多关注食肉动物。在监测北方豺群的过程中，他亲眼看见过豺群袭击牧民的羊群。“豺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从牧民的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山里生活，放牧是谋生的方式。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矛盾，需要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关心。”他说。

　　更棘手的问题是棕熊。在青海大部分牧区将之称为“熊害”“熊灾”。

　　“近20年来，棕熊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推测数量也有所增加，且棕熊对人类的恐惧心理逐渐下降，导致熊与人冲突的分布范围和发生频次都在上升。”刘炎林说。

　　棕熊是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天性会四处寻找食物。而牧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游牧转向定居建房，以及生活垃圾处置不到位等，都可能引发熊与人的矛盾。一只棕熊可以轻松扒开牧民的房屋门窗，翻找出面粉、白糖和炒菜油，吃得津津有味，留下满屋狼藉。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和牧民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刘炎林介绍：“在德令哈的伊克拉村，整村设置了防护围栏，效果较好。政府也会对被熊破坏的房屋、家畜进行经济补偿。”但同时，他们也在探索更主动的管理方式，“尝试调节棕熊的分布、数量及行为，但这些都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试验，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今年1月1日，《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部条例立足青海省高原生物多样性特点，以法治方式明确保护责任、规范收容救护、强化栖息地保护、生态修复，并把“预防—调控—补偿”全链条落到实处。针对人兽冲突，条例专门建立了致害防控与补偿机制，让野生动物保护有章可循，野生动物致害问题有法可解。

　　对此，刘炎林充满期待，“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把人和动物隔离开来，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这需要科学研究、社区参与并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

　　（本报记者 王雯静 万玛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