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新传世文献

　　【书中问学】　

　　《论语》从唐代开始列入儒家经典序列。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它被列为九经之外的“兼习”科目；到了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又与《尔雅》《孝经》一起“附入中经”。所谓“中经”，指的是《毛诗》《周礼》《仪礼》，“附入中经”意味《论语》可以进入九经序列了。由于无论是作为“兼习”还是“附入中经”，《论语》都是明经、进士科的考试对象，自然引起了习学者的高度重视。那么，当时作为考试对象的《论语》究竟采用什么版本呢？《唐六典》在论述国子监“教授之经”的版本时说：“《论语》，郑玄、何晏《注》。”可见在唐代，学校教授和学生学习《论语》的本子，是郑玄注本和何晏的《论语集解》。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注《论语》（以下简称《郑注》）排在何晏《集解》之前，足见其在唐代的流行程度。可惜的是，《郑注》在宋代以后便亡佚了，这不仅给《论语》本身的研究，也给汉唐经学乃至思想文化、学校教育各领域的研究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得益于20世纪初以来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郑注》残卷，学者们终于获得了相对丰富的资料来进行辑佚和研究。相关论著不少，其中王素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下简称《初版本》）是最重要的一部。该书出版后，得到了李学勤、饶宗颐、启功等先生的肯定，对《郑注》的辑佚和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2025年，时隔34年，王素推出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的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25年，以下简称《增订本》），为学界贡献了一部更为出色的《郑注》佚文整理与研究力作。细读这部《增订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搜罗更富 考订益精

　　《增订本》所收唐写本《郑注》比《初版本》更多，是目前收录最全的唐写本《郑注》整理成果。其中底本增加了2件，校本增加了8件，相关的说明文字也有较大改动。以关于底本（三）的说明为例，《初版本》的表述为：

　　（三）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七号墓二五（a）、十八/三号写本。该写本一九六四年出土，残存《雍也》后部一九行。同墓出土写本约十余件，多数为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和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所写。释文载《吐鲁番出土文书》平装本第八册，图版拟收入（当时因为图版本尚未出版，因此此处说是“拟收入”）同书精装本第四册（以下同墓出土写本，不再详细说明）。

　　《增订本》变为：

　　（三）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七号墓二五与十八-三号写本（正面）。本写本一九六四年出土，残存《雍也篇》后部经文“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云云的注文“⍁问仁获得□□者⍁勤劳而后受禄”至经文“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云云的注文“事犹⍁⍁”一九行。按：同墓出土《郑注》写本共十八断片，原缀合为四件，其中两件有纪年，分别为景龙二年（七○八年）和开元四年（七一六年），《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八册收有全部释文，同书图文本[肆]收有全部图版和释文。在此次整理前，一九七一年七月，这批《郑注》写本曾在故宫慈宁宫展出。王世民参加布展工作，据其校录研究，该墓只有三个《郑注》写本，景龙二年与开元四年实际为一个写本。许建平经过核实，认为王世民之说可以成立，该《郑注》写本时间在景龙二年前，抄写人是“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其他时间与人名均为后人杂写。据笔者回忆，当年在京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按文博系统规定，李征兼任保管员，只有他一人可以出纳搬动文书，故凡文书缀合工作，皆由李征承担，他为何将该《郑注》写本分为景龙二年和开元四年两个写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出于对李征工作的尊重，此处沿袭不改。下文涉及阿斯塔那二七号墓出土《郑注》写本，情况相同，不再出注和说明。

　　两相比较，可知《增订本》的修订幅度很大。首先是表述更为严谨。《初版本》说“写本多数为景龙二年和开元三年”，《增订本》改为“两件有纪年，分别是景龙二年和开元四年”，纠正了年份；将“十余件”精确为“共十八断片”；把“平装本”“精装本”改为规范的“释文本”“图文本”。其次，增订本更详细地描述了写本中经文和注文的具体内容，以及该写本释文与图版的收录情况。再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者回忆了当年整理吐鲁番文书的工作制度和背景，为写本为何被分为两件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体现了对文博工作前辈的尊重。这样的说明，反映出作者基于三十余年文书整理经验所做的严谨修正，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该底本的更多细节。

　　不仅于此件底本，《增订本》对所有底本和校本，都注明了文书的“正面”或“背面”（《初版本》中没有注明）。一件文书是正面写还是背面写，意义大不相同，直接关系到该文书的年代判定、抄写目的及写本性质。比如底本中有4件，正面都是开元十六年西州籍，这对于研究这些底本的年代和性质大有助益；又如非唐写本的阚氏王国写本《郑注》，一面是《郑注》，一面是《孝经义》，确定正背就显得尤为关键。因此，将全部底本、校本的正、背面都予以注明，既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书整理底蕴，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写本提供了便利。

　　此外，《增订本》还有一个显著的技术改进：将《初版本》中模糊不清的黑白图版，基本换成了彩色图版。随着开本扩大，字迹清晰，赏心悦目。全书采用左文右图的形式，释文的每行每字都能与图版精准对照，便于读者核实释文的正误。随之而来的，是校勘体例的相应简化。如取消了“*”“·”等符号，显得更加简洁清楚。这是《增订本》从技术层面带给读者的便利。

　　王素治学，一向主张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并重，这一点在敦煌吐鲁番学界是比较突出的。他早在2002年就撰写了融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为一体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一书，显示了他将二者打通研究的一贯做法。

　　回到《郑注》研究，虽然学界从一开始就是敦煌写本与吐鲁番写本一起研究，但由于王素较早参加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初版本》就已经大量补充了吐鲁番写本《郑注》。而在《增订本》新增的2件底本，均出自吐峪沟，且正面均为唐开元十六年西州籍。总体来看，《增订本》所选11件底本中，吐鲁番地区出土者有8件，敦煌写本仅3件。由此可见，唐写本《郑注》确实以吐鲁番写本为大宗，重视吐鲁番出土的《郑注》残卷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我们看到，《增订本》附录中的文章，在《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一文中，特意指出这里的“敦煌儒典”包括吐鲁番；在《敦煌吐鲁番本〈论语〉整理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特意将原刊发时的“敦煌本”改为“敦煌吐鲁番本”。这些改动不仅更符合事实，也清晰地体现出王素将吐鲁番写本与敦煌写本并重对待的研究路径。

视野宏通 寄意深远

　　《增订本》下卷“研究编”，增加了沈曾植1篇以及作者2篇关于《郑注》的文章，并附录了5篇相关论文。作者说这5篇附录文章“都是笔者不同时期发表的唐写本《郑注》以外的关于《论语》及敦煌儒典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5篇文章虽然不属于唐写本《郑注》的直接研究范围，却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读者最好将其与正文一并阅读，以深化对《郑注》的认识。

　　比如第一篇《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详细分析了汉代的齐学、鲁学之争和《齐论》《鲁论》的融合问题，指出“简本《论语》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这个融合本与《张侯论》相同，也是以《鲁论》为底本，以《齐论》为校本”。特别是，王素认为何晏《论语集解》“本身既非《齐论》，又非《鲁论》，而是一个融合各家的本子”，所以不能用《集解》来判断简本是《齐论》还是《鲁论》。这种从学术风气出发，通过详尽比对得出的结论，无疑对理解郑玄《郑注》的学术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的深意也体现在《吐鲁番新出土阚氏王国〈论语郑氏注〉补说》中。文章赞同朱玉麒的观点，认为这个写本“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南方王朝”。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郑注》写本最早是否有可能是从刘宋政权引进的呢？”这个问题关涉吐鲁番地区的学术文化渊源以及南北朝文化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如今通过《郑注》的研究被揭示出来，显示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增订本》对其他学者研究《郑注》的论文基本没有收入。关于此点，作者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一直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与秦朝建立大一统专制王朝之后，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思想存在很多不同。先秦是原始儒家思想，秦汉以后是经过统治集团改造的儒家思想，不同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同是先秦原始儒家思想，譬如关于‘礼’的思想，孔子的‘礼仁’思想、孟子的‘礼义’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也都是不一样的。但五四运动以来的很多论著，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大陆论著，实际都是混同和不加区分的。只有极少数人，如启功先生，是把先秦原始儒家思想与宋、明理学的代表程（颢、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的思想完全分开的。他认为先秦原始儒家思想与二十世纪竭力批判的‘孔家店’思想更是‘多不相干’。可惜启功先生的认识，了解和接受的学人并不多。前揭错误观点，依然甚嚣尘上，对《郑注》研究也有一定影响。这样，本卷不增收其他学人的文章，就容易理解了。”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郑注》，一定要将其放在相应的时代中。通过《郑注》研究经学，必须与各时代的思想相结合，汉朝和南北朝不同，唐朝与宋、明也不相同。作者的这番话，是对《郑注》研究现状的善意提醒，值得重视。

　　本书《初版本》出版后，其学术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因此本文仅就《增订本》的改动略做提示，以便读者更好地利用本书。总之，自《初版本》出版以来，该书就一直为《论语》研究者所参考、所重视——以此书为基础的王素校点本《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已被收入《儒藏·精华编·出土文献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相信，这次出版的《增订本》也会与《初版本》一样，成为唐长孺先生所期待的，一部“足以传世的著作”，“以后研究《论语》架上必备此书”。

　　（作者：黄正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图片均选自《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