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须有人”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清初诗论家吴乔《围炉诗话》记载他与友人围炉论诗：“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面对友人的发问，吴乔“以禅喻诗”，他说跟禅者问答之语一样，诗中也有人的存在。人的境遇有困厄与显达，心中的悲哀和欢乐由此产生。诗中有景又有情，自然就有人在其中。

　　虽然吴乔此说直接针对的是明朝弘治、嘉靖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模拟诗风，但“诗中须有人”的理念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一以贯之。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古代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诗》六义”的“比兴”，无不包含对“诗中有人”的根本规定性。《毛诗序》统一“情”“志”，曹丕讨论“气之清浊”，陈子昂主张“兴寄”，韩愈力倡“不平则鸣”，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乃至略早于吴乔的钱谦益标举“诗有本”，以及晚清黄遵宪倡导“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都可视为这一理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生发，其内核是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体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个性特征与人格境界，也蕴含对诗人关怀现实的要求。

　　就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古人也将这个理念落在实处。施补华《岘佣说诗》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正是因为这三首咏蝉诗能见出诗人各自鲜明的个性，以及个人的地位、遭际、气质等生命内容，才能在唐代近百首咏蝉诗中脱颖而出，在名篇迭出的全唐诗中独树一帜。

　　不过，“诗中须有人”这个传统的诗学命题在当下面临某种挑战。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者已死”这一后结构主义理论，似乎成为一个谶语，预言当前文学创作中作者存在某种程度“失位”的问题。

　　部分青年作家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崇尚“技术至上”，更关注叙事技巧、语言精致度与结构创新，却忽视自身本质生命力量在作品中的投射。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作者。一些作家片面理解文本的开放性要求，放弃写作者的价值引领责任，放任甚至诱导读者无底线“魔改”，美其名曰“二次创作”，或是以“零度写作”作为冷漠和现实精神缺失的借口。当下网络文学领域的部分写手，为了维持读者黏性、获取流量收益，遵循“快速”与“数量”的商业法则，日更万字成为常态，这些文字大概率“速朽”。而最新的挑战则是人工智能写作的兴起，抛开法律层面的著作权归属和文责问题，就生成文本本身来看，现有人工智能的训练机制本质上是对海量文本的“吸收与转化”，生成的文本是无数已有文本的“引文镶嵌”，往往缺乏人类所特有的情感、温度和诗意。试想，面对传统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知人论世”，可以“以意逆志”，文本背后的作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们读后也拊掌惬心、感动莫名。但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我们是否只能在文本内部“细读”，而引发不了任何生命的触动和情感上的共鸣？以上现象表现各有不同，也各有其成因，但都指向当下部分文学创作主体性缺失的症候。

　　出现这些新的现象，既有文学作品的商品化、技术理性的兴盛等原因，也有网络创作成为文学生产的新机制、写作者对文学技法的探索乃至对文学本体的叩问、人工智能写作带来的新变量等因素，这些都是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些具体表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我们虽不必趋之若鹜，但也无须畏之如虎，而是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957年，钱谷融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主张文学应关注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一命题道出文学的本质，更在当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可与古代诗论中的“诗中须有人”的说法对接，成为当代文学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一条路径。

　　“诗中须有人”的“人”是作者自己。当代作家应该秉持一种更为严肃的创作态度，坚守文学的原创品格与精神追求。这不仅体现在对文字的精雕细琢上，更在于对生活的真实体察、对时代的深刻回应和对自我表达的忠诚。简言之，作品中应该有作者“自己”，有在这个时代认真生活、思考、追问、行动的“自己”。即便是“隐含作者”，也能体现创作状态下的作者人格。正如古人所言：“修辞立其诚。”为文求实、贵真，勿欺天，勿欺人，勿欺己，这样才可传世，可传道，可传心。

　　“诗中须有人”的“人”还应当是“大写的人”。真与善是统一的。用文字创造一个艺术世界的人，理当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学问和大抱负。虽然吴乔说“荡妇、反贼诗，亦有人在其中”，这是极端的说法，实际上他推崇的是“渊明、康乐、太白、子美”的“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就像沈德潜《说诗晬语》所说的：“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诗中须有人”的“人”也应当是能打动读者、引领读者的人。王夫之说过：“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给我们以启迪，因为接受者是人，是以人的感知来理解作品、阐释作品，这就要求作品本身富有“活人感”，具有蓬勃的活力和浩荡的生气，这在大语言模型被广泛运用的当下更有现实意义。只有真实的人，才能打动人；只有大写的人，才能引领人。

　　当下，人机协同或许可以重塑写作的主体性。机器学习人类的写作，变得“更像人”，而人类也在使用机器过程中逐渐被影响，改变原有的写作方式。但是，人工智能写作的底层逻辑并不包含人性与情感，也没有人类历史和时代现实的集体思考与想象，这就要求写作者在技术浪潮中坚守人文价值的底线，在人机协同中赋予人文价值新的内涵。

　　一个经典命题的生命力不是表现在后人对它的全盘接受上，而是表现在它能持续引发新的阐释与建构上，并在不同代际、文化语境中激发思想共鸣，回应时代课题。这样看来，“诗中须有人”的说法可谓历久弥新。

　　（作者：黄立一，系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