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光影中的科学史新探

　　科学史学者刘钝积十数年之功，撰成《格致丹青：美术作品中的科学与文化》（以下简称《格致丹青》），近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篇幅厚重，资料宏富，兼具知识广度与思想深度，值得关注。

　　该书选取解读的美术作品，时间跨越古希腊至当代中国，分设十八个专题章节，借由丰富的图像资料——涵盖名画、雕塑、古籍插图、器物纹样等，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交织出科学史与文化史相互映照的生动图景。

　　全书特色鲜明，可从以下几方面略做探讨。

解读名画中的科学密码

　　读者常有这样的体验：从一幅美术作品描绘的场景中，单独截取一件器物或人物配以文字说明，辨识并无困难；但若一幅画中聚集数十人物，并隐现各类器物，辨识其中每一形象便显得复杂得多。我们既惊叹于画家的构图匠心，也钦佩学者抽丝剥茧的解读能力。

　　《格致丹青》设有多个章节专事解析名画中的人物与器物。

　　以第三章对拉斐尔《雅典学院》的数学密码解读为例。该壁画创作于1510年至1511年间，画中会聚五十余位人物，环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展开，时空跨度逾千年，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凝缩了一个宏大的文明传统。

　　历来关于此画的研究已称丰赡，而刘钝凭借数学史研究之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如画幅右下角一组人物中，一位长者正持圆规向四位青年演示作图。多数学者视其为公元前3世纪数学家阿基米德，刘钝则据画面细节推断，其原型更可能是早于阿基米德数十年的“几何之父”欧几里得。他将画面中黑板图形放大辨析，指出那是由两个相互重叠、方向相异的正三角形构成的几何命题，属欧几里得几何学典型内容。这一解读有理有据。

　　再如第十二章对汉斯·霍尔拜因《大使》的剖析。这幅1533年创作的双人肖像，主角分别为法国贵族让·德·丹特维尔与其友乔治·德·塞尔夫，前者为驻英大使，后者为学者兼外交家。

　　此画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案几上陈列的各色器物。左端置一天球仪，向右依次为圆柱日晷、通用赤道日晷、四分仪盘面、多面体日晷及赤基黄道仪。即便是对这些仪器感到陌生的观者，亦不能不叹服霍尔拜因写实功力之精妙，其用色与质感刻画几近于摄影。刘钝广征文献，对这些仪器的发明渊源、实用功能、制作年代与使用情境予以考辨。读来引人深思：在熟稔英国工业革命叙事之余，我们是否对16世纪西方天文学的进展足够了解？在达·芬奇的光环之外，是否还应关注更多西方艺术与科学交融的个案？

解读名画中的文化密码

　　《格致丹青》中不少画作，也为解读西方文化史提供了珍贵视角。仍以霍尔拜因《大使》为例，为助读者深入理解画境，刘钝以十余页篇幅铺陈历史背景，辅以多幅人物肖像，勾勒英国都铎王朝“骑士国王”亨利八世的生平，及其身边男女人物的命运纠葛。书中引法国版画家阿希尔·德维里亚的八幅作品，简明呈现亨利八世的六次婚姻及其结局。继而延伸至西班牙卡洛斯一世与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这两位“骑士国王”的对抗，带出英法西三国博弈格局中的两位法国大使，最终落回对《大使》一画的深层解读。

　　人类曾多次遭遇大规模瘟疫，疫病之后常有画家以画笔记录灾难，以示警醒。书中介绍了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于1630年至1631年间创作的《阿什杜德的瘟疫》。刘钝指出，阿什杜德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曾为非利士人聚居之地，今属以色列。据《旧约·撒母耳记》载，耶和华曾降瘟疫于非利士人以示惩戒，普桑则以画笔再现了瘟疫肆虐下的惨烈景象。

　　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欧洲逐渐形成了专职的“瘟疫医生”。因其穿戴特制鸟嘴面罩与长袍，也被称为“鸟嘴医生”。书中收录一幅约1656年的彩色铜版画，清晰展示了其防护装备：长袍以多层厚布缝制，外涂蜂蜡以防跳蚤附着或沾染患者体液；面具眼部镶嵌玻璃镜片，用以隔离病患与腐尸；鸟喙状面罩内填樟脑、丁香、玫瑰花瓣等芳香植物，以遮蔽尸腐恶臭；尖长的鸟嘴与手持木杖，则确保医患之间维持安全距离。通过对这类图像的释读，我们得以窥见西方医学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过程。

重温“科学的春天”

　　《格致丹青》第十八章，即全书终章《谁在“科学的春天”里》，堪称压卷之作。该章聚焦中央美术学院丁一林2009年所作同名油画，再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历史场景。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夕，科学家们重焕生机，展现出走向世界的集体姿态。回溯历史，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与会代表五千余人。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3月31日闭幕式上，由播音员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著名讲话。结尾诗句——“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使“科学的春天”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鲜明的时代符号。

　　三十年后，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丁一林受命创作，历时近三年完成油画《科学的春天》。画作宽五米、高二点四米，画中可辨识面容者逾六十人，若计及背景中朦胧形象则近百人，堪称大型人物群像杰作。画中许多科学家看起来神采奕奕，那种欲为国家科技腾飞竭尽所能的振奋之情，溢于言表。今日重睹此画，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欢欣与催人奋进的力量。

　　画中人物除邓小平、郭沫若等领导人，及钱学森、华罗庚等广为人知的科学家外，其余多数形象普通观者恐难辨识。刘钝以其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积累的学识，热心充当了“导读”角色。他结合会场布局与人物特征，逐一识别画中科学家，共辨识出五十余位。如中轴线位置为妇产科学奠基人林巧稚（1901-1983）；邻近者为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其侧为其学生、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陈景润身后则是当时广为宣传的青年数学家杨乐（1939-2023）与张广厚（1937-1987）。

　　林巧稚左侧为钱学森（1911-2009），其前方为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1992）；钱学森左右两侧分别为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07-1998）与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1917-1992）。

　　对画面左部和右部的人物群像，刘钝也逐一辨认，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贡献逐一做简要介绍。细心的读者发现，刘钝辨认出的科学家都已故去。对此，他写道：

　　对于《科学的春天》这幅画，我是带有强烈的代入感来赏析的。如今画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已作古，他们的功业将被人民永远铭记。画家创作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画，我们也要感谢他！

　　诚哉斯言。我们既要感谢画家以丹青重构历史现场，也要感谢刘钝以科学史家的眼光，赋予这些图像以更深邃的文化解读。多重理解艺术，也是多重理解人类文明本身。

　　（作者：戴吾三，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