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三论奏新韵

　　《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以下简称《三论》）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汇集近十余年所撰论文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史学撰述日趋细碎的时风中，这部视野宏大、立意高远的著作一经推出，便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多地相继举办研讨会切磋琢磨。史学撰述本是辛勤耕耘、长期积累的事业，而兼具理论关怀与思想品位的史著，更需在时势演变中淬炼史料、沉潜思索。真正具有时代感的史论，能在咀嚼历史中叩动世道人心；而有文明自觉的史论，更能引领国人于纵横上下的时空翱翔中，窥识人事世变。

超逸断代

　　《三论》由政治支配论、南北地域论、民族融汇论三个主题构成。据著者自陈，这一“三论”形式深受老一辈史学家杨志玖、唐长孺等先生影响。冠名“三论”意在表明这并非系统性的通史论述，而是对古代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三组重要问题“略抒己见，做一番融通古史、探索疑难未知的尝试”。本书虽未采用通史体例，其架构却涵盖广远，将古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地域文明互动、民族融汇等议题，分层递进地予以纵深解析。

　　李治安的史学专长本在元史与中国政治制度史，而《三论》却能从容跋涉自先秦至明清的漫长历史长河。这得益于著者由元史兼治中古史、由政治体制总揽地域与族群的博学深思，体现出其所珍视的“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南开史学旨趣。另外，如其指出，法国年鉴学派注重长时段考察的方法论也给予他重要启发。

　　著者在序言中谈及晚近史学偏重断代基础研究的趋势。当下史学研究在专业分工的强力驱动下，多谨守断代史、专门史的分际，贯通断代、由专而通的旨趣与能力或有缺失。李治安认为，“无论是社会经济抑或政治文化，往往会超逸断代，呈现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许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环节”。我们较为熟悉的，在单一政权国家的视野中来考察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个做法自有其合理性。而在更长的历史演变中捕捉参酌社会政治文化的模式凝成和转换，无疑对于论者的视野和见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书中论及元明两代立国对江南地区的政策模式，提出忽必烈“嗜利黩武”（在江南表现为安富宽商以增加税收）与朱元璋“仇富平均”（在江南表现为严酷的徙富和海禁政策），并强调“若是孤立论及元、明二断代，两种模式似乎都可视作利弊相参或利大于弊。然而，从长时段看，从‘唐宋变革’的历史趋势和江南在中近古社会发展中的角色看，答案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如何超越朝代隔断，确立“长时段”考察的参照系与着眼点，确实考验着论者的宏观史识。

　　此外，过去四十余年，史学研究历经政治史的一度低迷与渐趋复苏，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繁荣，以及多种人文社科理论的引进冲击。如何在断代通贯中处理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的互动关系，也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李治安推崇王国维、陈寅恪等先辈既能“沙里拣金”精研微观，又能“鸟瞰四海”纵论宏观，由此也可看出本书史论的旨趣所在。

贯通探微

　　本书三个主题的研究，建立在熟稔并辨析相关前沿论述的基础上，正是通过对诸多短时段、中时段历史议题的考辨提炼，逐渐发展出其长时段洞察。

　　在政治支配论部分，本书触及诸多断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论点。如二十等爵制、齐民制、“配户当差”以及“从编户到差户”，他们于秦汉、隋唐及明代政治史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如“不抑兼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的论述，也为宋史及近世社会探讨者所熟知。本书著者则在大历史通贯损益的视野中，从上述两类历史中归纳提炼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种政策模式。著者以十分节制的方式将这种归纳定位为倾向性命题，试图在历史演变中捕捉其较为本质化、影响长久的秩序特质，同时避免割裂化、二元化地看待彼此关系。与常见的“周秦之变”论式不同，书中在秦制和齐制中溯源两类临民理政模式，注重国家与社会成员经由田制、户籍、徭役和兵役等建制建构起来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在长时段中延续与变异共生的辩证发展。

　　由此，不难理解著者为何建议将汉武帝黩武开边与财政垄断视为临战状态下政策模式的两轮，而非简单归类于民族关系与财政集权；也不难理解他为何不同意日本学者木村正雄将齐民制适用于隋唐及以前中国，而认为隋唐立国实为汉代编民耕战模式的复兴，明代“配户当差”则远承汉唐、近法元代，铸成了这一模式的最后辉煌。书中对于明代前期全民当差（“纳粮也是当差”）的精彩解读，不仅显示了著者元史专长带来的跨代研究优势，尤为呈现了本书长时段视野映照下的通史功力。

　　政治支配论的重心，不在传统政体论的中枢决策层面，而在于支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临民理政政策模式。这一历史探测视角虽不免在政制、政策与法术之间游移，却强化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联，对既有理论视角形成了某种深化推进。书中多次比照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中的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讨论，从政治支配视角提出新解。

　　南北地域论勾连政治支配与民族融汇，是本书尤见精彩的重奏华章。远承陈寅恪、唐长孺，著者有感于学界关于南朝化、北朝化的讨论，在第一个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研究基础上，提醒我们注意宋辽金元代表的第二个南北朝，可说从地域差异与整合上，勾勒起了中古以来更为长程的国史主脉与旋律。相较于吕思勉、钱穆等的国史叙事，两个南北朝论揭示出隋唐、元明大一统的地域和秩序凝成机制，同样从跨越朝代的视野，呈现出中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宏大立国进程：南北朝制度并行演进，在新的大一统早期多由北制发挥主导作用，而至中期则由南制主要推进南北整合。

　　书中对于“唐宋变革说”的应对颇具示范价值：一方面承认其解释力，另一方面指出其难以涵括北方历史，因而在对“宋元明过渡说”“宋元变革说”扬弃调适后，将其吸纳入第二个南北朝的南朝化解释中。第二个南北朝说，对上述历史解释论点进行了更为宏观和辩证的处理，尤其在南北整合中理解大一统进程中的南朝化与北朝化，避免了割裂与僵化。民族融汇部分则对“征服王朝论”、陈旧的“夷夏之辨”进行了驳正，提出从“中国一统”到“华夷一统”再到“中华一统”的演进脉络，运用翔实的历史政治论证阐释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更待新章

　　著者反思既往研究运用“单一范式命题去描述全国的体制、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三论搭建起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的三维架构，体现出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史观自觉。三个部分相互嵌套、环环相扣，经由两类治理政策模式、南朝化和北朝化等，展现出了国史论述的新韵。三类要素可以说发挥了混合作用，不可随意化约。

　　在比较历史分析的视野中，书中对两个南北朝的精彩提炼，超越了常见的单一政权兴衰论，而南北整合关节则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相对于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立国巩固贡献。

　　作为新时期史学研究的集成性作品，《三论》为我们打开了进一步的思考空间。

　　首先，政治支配论背后的政体论视角，与地域和民族融汇背后的国家形态视野，或许指向政治秩序思考的不同层面。政治支配论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体论视角，虽然在著者这里仍然折射出后者的潜在预设，却指向决策体制外更为广阔的国家中心性制度。著者认为大一统包含政体专制主义与多民族统一国家两个含义，这一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晚清以降政体中心主义的牵制。就政体而言，专制主义未必能全面概括数千年政治体制的特质；更何况，依据专制主义这一具体的政体论尝试概括中华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建构，尤其力有不逮。我们应当注重大一统作为国家形态特质的理论解释力。

　　其次，作为国家形态的大一统，是否只是传统帝国范畴的亚类型？著者对二者似未明确区分。大一统也可能代表了与帝国不同的某种中心统合主义秩序类型，强调政治要素、领域关系与认同关系的统合。

　　最后，对于南北整合代表的国家构建，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社会自主性的同时，提高对于国家自主性的认知。对于北朝化的历史政治重估，须避免经济决定论、化约论潜藏的陷阱。优秀的史论作品能够折射时代心声，同时也须扩充其秩序智慧的心量，在文质张弛往复、既济未济之际，传递文明传统的精神启迪。

　　（作者：任锋，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