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别》“鸡狗亦得将”辨

　　杜甫《新婚别》有云：“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其中后二句现在通行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作解，几成定论。细加推敲，却有一些可疑的地方；反观古人“嫁妆”说，倒多有可取。试条析如下：

　　其一，就上下文而言，上文“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极言爱女之切，下文承此意而申之以殷切之言，语势一贯。仿佛父母对女儿说：“待你出嫁时，纵无金银可赠，也会倾心筹办，真恨不得连家中鸡狗也让你带上！”全句着力于一个“亦”字，既是宽慰女儿之语，又是自嘲贫乏之语，于情甚惬。若依“嫁鸡随鸡”说，则上二句说父母护持，下二句忽述他们的狠心之言，殊觉龃龉，且有隐谓其婿如鸡狗之嫌。即便父母说话时不知有此婿，新妇又何必转述此等轻视之语？于理不顺。另外从后文看，新妇与她丈夫的感情实际上很动人，既有“沉痛迫中肠”的担忧，又有“誓欲随君去”的不舍，更有“努力事戎行”的深明大义。

　　其二，就人物情绪而言，整体情绪与局部情绪不必等同。《新婚别》全篇确实笼罩着新妇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的悲情，恰好“嫁鸡随鸡”谚语所表达的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只得认命的心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共同点就认为“鸡狗亦得将”只能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解，则很可能属于因整体印象的冲击而导致的局部理解偏差。毕竟悲情是整体情绪，而重温父母之爱则是局部情绪，整体与部分矛盾统一，正是沉郁顿挫题中之义。

　　其三，古代主流意见为“嫁妆”说。赵彦材云：“‘将’字乃‘百两将之’之‘将’，盖多而或百两（辆），微而鸡犬，皆嫁时所携物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云：“女子之嫁，虽鸡狗琐细之物，亦得将行，言无所吝也。”（《杜工部草堂诗笺》）仇兆鳌云：“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久长计也。”（《杜诗详注》）可见，古代杜诗专家多以鸡犬为陪嫁物。今人中，如苏仲翔《李杜诗选》明确从仇注，许永璋《杜诗名篇新析》虽认为谚语说“亦通”，但选择优先从仇注，表明“嫁妆”说虽渐消歇，尚偶有持之者。

　　其四，“嫁鸡随鸡”说为两宋之际庄绰的一家之言。《鸡肋编》谓：“杜少陵《新婚别》云‘鸡狗亦得将’，世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之语也。”庄氏并未联系上下文展开解读，就认定杜句是“用一时俚语”，实属武断；又说这个观点是“世谓”，也就是从社会上听来的，给人根据不足之感；至于这则谚语起于何时，也没有交代。

　　其五，杨伦《杜诗镜铨》“用谚语”之说隐袭庄绰，然并未展开。嗣后梁实秋《读杜记疑》认为：“女人出嫁，焉有携鸡狗以俱往者？”然后承庄说，并引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载梅尧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诗句为证。实则梅诗只能表明北宋可能流行此谚，与杜诗无涉。且鸡狗虽为贱物，却为贫家重要生活资料，出于权宜以为陪嫁，亦非无因。

　　其六，王建《促刺词》“少年虽嫁不得归，头白犹著父母衣。田边旧宅非我有，我身不及逐鸡飞”四句，常被视为唐代已有“嫁鸡随鸡”谚语的确切证据，实际上是误解了诗意。按王诗全篇十二句，言一女子名义上虽已嫁人，实际仍被迫长期留居娘家，备尝辛苦。从紧邻的前句“田边旧宅非我有”看，此女既已被迫搬离自小居住的“旧宅”，势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与宅中的家禽相伴，隐然有艳羡家禽尚可居于旧宅之意。不能因为此女有“虽嫁不得归”的怨言，就将“逐鸡飞”解释为“嫁鸡随鸡”。

　　其七，现有记载指明“嫁鸡随鸡”谚语流行于两宋时期。此谚之所以流行于两宋，与其时对女子要求日益苛刻有关。如司马光《居家杂仪》云：“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杜诗言“日夜令我藏”，虽亦有礼教因素，然仍属以夸张语气形容父母对女儿之护持，相比之下，司马光所规定之礼仪则极苛刻。而唐代不仅是公认女子行动较自由时代，且特定时期女子地位不降反升，《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即是情形之一。

　　其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谚语来源，语文学界多认为乃是从“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谐音讹化而来，一说是从“嫁稀（指少年）随稀，嫁叟随叟”讹化而来（张祥斌《日常用语背后的惊人秘密》）。无论是嫁乞丐，还是嫁少年、老叟，都仍属基于经济或年龄的客观评论，至讹化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则流露出对女子过分苛刻的时代风气，无疑更符合宋代文化语境。若果真如此，杜甫何从引用？

　　其九，陪嫁鸡犬与唐时嫁妆物项并不相悖。据敦煌文书S.6537《慈父遗书一道》载，父逝则其“舍田、家产、畜牧等”，由“长男某甲、次男某甲、某女”共同继承，“某女”应是未嫁之女，所继承之物“应该是作为嫁资而留下的”（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而其中即有“畜牧”一项。此处“畜牧”为泛指，牛、羊、鸡、犬皆可包括。此类记载极少，因史家所载多为婚嫁夸奢之事。如《资治通鉴》载，同昌公主出嫁，唐懿宗竟“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微如鸡犬，何暇及之？

　　其十，唐代贫女难嫁现象相当普遍，可能影响父母嫁女心理。杜甫在《新婚别》中已经有“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的描写，七八年后所作《负薪行》更载：“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因此，特别关注此现象的杜甫，不难体会贫家父母因担心爱女“嫁不售”，而倾力筹措的惶恐窘迫心理。又从《负薪行》“土风坐男使女立”的不平与同情看，杜甫是很关切女性地位的。

　　其十一，就训诂而言，“嫁鸡随鸡”说可字字落实，“嫁妆”说更可字字落实。以“将”字为例。据杨树达《词诠》所训，“将”字作介词用时，有“领着”“带着”之义，语例有《淮南子》“其马将胡骏马而归”句。考虑到杜句为求押韵而倒装语序，所以“鸡狗亦得将”自然可作“亦得将鸡狗”理解，正与“将胡骏马”用法一致，语意非常顺畅。

　　其十二，就异文而言，“嫁鸡随鸡”说语义可通，“嫁妆”说则语义、语境都可通。据《草堂诗笺》载，杜句“得”一作“相”，“相”有表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动作的用法，因此二说都可将此句解作“鸡狗也可相随”，所异者只在“鸡狗”是实指其物还是代指某人。结合上文所论可知，实指其物既符合文本语境又符合文化语境，代指某人则与文本语境、文化语境皆难相符。

　　综合考虑种种表征，笔者主张回归“嫁妆”说。此说虽合理，但至今尚无系统论证。考虑到《新婚别》长期入选各类教材，若有误读，会影响学生对全篇的理解，加之“鸡狗亦得将”作为唐诗名句，传播广泛，正确解释能发挥积极的社会风俗导向作用，所以重新探讨如上。

　　（作者：黄金灿，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