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厚学立论中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大调研 我们在行动】

　　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仅要看这个民族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还要看她为世界贡献了怎样的精神力量。

　　知识体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辨识其坐标、衡量其贡献的关键标尺。

　　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曾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但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精神世界也经历了剧烈震荡。尽管如此，在探寻复兴之路的同时，对于现代知识体系的求索叩问也从未止步。

　　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火热推进。物质生产、文化建设、治理实践的背后，是知识的更新、理论的跃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

　　凝练标识性概念、总结原创性理论、推进范式变革与方法创新……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迈出坚实步伐。

　　近日，本报调研组深入高校和科研机构，走进知识分子群体，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进，听学者说变化、谈感受、分享真知灼见。

备受冲击：传统学问丧失主体地位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

　　“今日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和钱穆各写成一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名相同、对象重合，观点却判然有别——梁著主张以西方为镜，破旧立新；钱著呼吁以历史为基，守护根本。两位学术巨擘的相左意见，恰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的缩影。

　　鸦片战争，令国人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西方“分科治学”冲击得七零八落。

　　“从经、史、子、集‘四部’，到西方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中国传统学问被压缩、固化，进而被分解。”回顾那段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感慨，“传统学问被分解到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等‘现代’学科之中，传统知识体系的统摄地位荡然无存。”

　　以至于冯友兰在著述《中国哲学史》时开宗明义：“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然而，若以西方哲学为唯一标准，将中国思想简化为“材料”，那还是中国哲学史么？金岳霖的这一疑问，反映了知识界共同的困惑。

　　这一困惑，久久萦绕于中国知识界。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工夫论、顿悟、礼乐文明等都是难以用西方哲学标签化的。当我们用西方哲学框架去证明‘中国是否有哲学’时，无论得出怎样的结论，文化自卑的底色已然存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臧峰宇向调研组做了进一步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模式，消解了哲学观念的多样性，也使中国哲学研究丧失了主体性。”

　　丧失主体性的，又岂止哲学？

　　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当外来尺度成为“标准”、本土传统沦为“例外”，中国学术步入了漫长的“学徒状态”：用韦伯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社会，用卢梭的理论范式丈量中国法制，用洛克的叙事方式讨论中国产权，甚至连现代汉语语法的构建，也不得不“借鉴”拉丁语语法体系……

破茧尝试：本土探索重建知识坐标

　　魁阁，一座位于云南昆明市郊的三层六角木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里是供奉主宰文章兴衰的魁星的地方，抗战期间，曾是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正是在这里，费孝通、田汝康、张之毅等怀揣学术报国之志的年轻社会学者，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序幕。

　　“本着‘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坚持，费孝通写出了《禄村农田》等经典之作，也为此后‘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概念的提出打下了基础。”站在魁阁入口，感怀一代大师的学术历程，云南民族大学校长王启梁说，“魁阁时期，费孝通从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学术训练的社会人类学者，成长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学家。这一学术历练，使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

　　在那个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学说纷至沓来的“思想战之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知识界增添的，不仅仅是一门新学说。它带来的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性的“世界观革命”，和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科学方法，与中国实际结合，彻底革新了一代中国学人理解中国历史、诊断社会痼疾、探寻民族出路的方式。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核心概念，“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等分析框架，重塑了中国学术的书写范式。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论”……一批植根中国大地的学术探索由此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以此为基础，哲学、历史学、文艺学、经济学等逐步建立，一批学科先驱陆续涌现，开山之作应运而生，为学术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然而，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让我们在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一度走过不少弯路。

　　改革开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新的恢复与发展期：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重建，教材重编，学术期刊复刊创刊，新的学术规范与评价体系逐步建立。但是，伴随西方学术思潮的大规模涌入，身处“补课”阶段的中国学术界，再一次暴露出主体欠缺、路径依赖等问题。

　　“错把他乡作故乡”的本土化焦虑，在法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尖锐：从德日到苏俄再到美国，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研究一直在“该学哪一家”中徘徊，核心概念几乎全部是舶来品。

　　“世纪之交，邓正来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长文，文中对中国法学自主意识生成与发展的思考，对‘本土资源论’‘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等学术主张的评论与研究，极富学术张力。”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付子堂表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梳理法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努力迈向新阶段。

　　“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进程，远非单纯的知识更替，而是一个从断裂调适到复归贯通的漫长历程。其间，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承继，也有对异域新知的选择性吸纳，更有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觉坚守。”上海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张允熠深有感触地说，“每一次拓展，都是学界试图摆脱路径依赖、重建思想坐标的尝试！”

应时而生：生动实践呼唤学理突破

　　“长久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笃信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背后必有道理的支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真心学习、用力践行这些道理，就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

　　但现实情况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时，其深层的局限性正日益显露出来，“包打天下”已经力不从心。

　　“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民粹突起、社会撕裂、安全与治理失序，西方理论正面临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超越西方知识体系，重新构建基于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新的发展、安全和治理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智慧，重视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周丹对调研组说。

　　“回想2012年，当时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本质上还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并未在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等更广泛层面被过多关注。但随后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等不同领域，展开了翅膀。”长期关注中国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改变全球格局，还将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精神世界。法国知名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认为：“事实上，无论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全球化问题都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为世界提供经验。”

　　仅用了8年时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破解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全球性难题；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创造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绿色奇迹，中国，以新发展理念探索出与西方不同的生态治理之路；“人文经济学”“人民城市”“投资于人”等概念的提出，将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补齐了西方经济学难以破解的功利化发展短板……新时代“中国之治”全景铺展，作答时代之问、回应世界关切。

　　事实上，每一项世界性难题的破解都绝非偶然。国际学术界蓦然发现：中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中心—外围”“冲击—回应”等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展现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劲动力与广阔空间。”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说。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累土成台：厚积硕果开启学术新篇

　　哲学社会科学就像一只风筝，无论它在天空中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牵引之线都牢牢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

　　“‘中国奇迹’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要更好地通过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表达出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肖贵清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擘画下，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正在成为中国学界越来越坚定的行动自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正在全面搭建。

　　标识性概念重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自我”，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迈入新阶段。

　　“彰显‘中国特色’、实现‘中国自主’，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不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通过‘术语的革命’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个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同舫表示，“术语的革命”并不是空洞的语言游戏，而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交往活动变革的产物。马克思赋予“剩余价值”新内涵、创造“劳动力”新概念，都是“术语的革命”的经典案例。“立足新时代经济实践，‘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新概念、新范畴，同样提供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新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发出贡献世界、拥抱未来的时代强音；“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政府建设”书写中国特色民主法治的温暖篇章；“网络主权”“数字空间治理”贡献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治理型国家”为解读人类文明形态提供新的思路……

　　这些标识性概念既精准解码中国奇迹，又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通过推出一批具有突破性、系统性、引领性的原创理论成果，我们实现了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历史性跨越。

　　浙江安吉余村的山林新芽，见证着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点点新绿一路生长，蔚然铺就覆盖华夏九州的浩瀚林海，浸润万家灯火，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底色。

　　深汲中华文化底蕴、饱含济世为民情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展模式，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方位蝶变。

　　如此源自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的理论创新，闪耀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涵括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宏观经济治理等重大范畴，搭建起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植根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演进贡献经验与智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理论系统梳理中华文明赓续与创新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夯实哲学根基；汉语自主语法理论揭示汉语内在本质，打破西方语法理论长期垄断的解释框架；本土社会学理论立足中国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现实，构筑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理论谱系……

　　一系列理论突破，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

　　冲破传统分科壁垒、告别单兵作战模式、夯实育才造士根基、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知识生产格局……全方位创新研究方法范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在北京大学，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热烈讨论不断升温：“全球南方在复合世界中的地位”“欧洲的未来与中国的过去”“区域国别研究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工作”……这些话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学子参与。

　　“区域国别学因‘用’而生，生命力在于学科交叉，诸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合，最终绘出一幅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正是这种有机融合，大大增强了学术研究叩问时代、观照现实，服务中国、洞察世界的能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乘旦对调研组说。

　　和区域国别学一样，近年来，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新兴一级学科纷纷设置，正以学科布局优化重塑知识生产范式。“我们正从亦步亦趋的‘移植’，迈向自立自强的‘构建’。”这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思想碰撞，更需要力量保障。调研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创新学术研究组织体系的实践，正在全国蓬勃展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文物全球巡展，青铜方尊、青铜人像、青铜面具等国宝，惊艳世界。

　　“这些珍贵文物能够重见天日，与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单位协同联动的考古研究方式密不可分。”三星堆考古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告诉调研组，三星堆考古聚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40余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围绕20多个研究方向，组建了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于一体的团队，创造了考古学、历史学、地质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资源联合攻关的新模式，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由此诞生。

　　调研中，记者看到：学术共同体助力敦煌文物保护、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文化工程加速落地；科技考古实验室、数字人文实验室、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等相继建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学联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行业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联盟等组团发展……有组织科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知识生产。依托“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杜甫的漂泊行旅与诗文创作得以直观呈现；借助“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资流通与气候变迁被深度解读……放眼更广阔学科版图，AI知识图谱、大数据与量化模型、智能文本、虚拟仿真等技术渗透各个学科，学者们由此洞悉传统治学视角下难以发现的隐秘脉络。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培育人才”，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绕不过的重大课题。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室”格外引人注目。

　　“学部委员工作室，会聚优秀青年人才，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平台，在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传帮带’作用。”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说。

　　类似的积极探索还有很多：南开大学“高层次人才倍增行动计划”，以“人才特区”集聚英才；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加快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山东大学“学堂+学院+大平台”联动融合发展，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培养的人才，既要能深耕学术增才干，更要能勇立潮头扛重担。”张翼说。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画地为牢’‘自说自话’，而是要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发展联系起来，以深入对话打破认知壁垒，以多元视角思考文明走向。”调研组在采访过程中，经常听到学者们这样说。

　　开展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国际出版版权数据库建设项目等工程项目，架起学术交流的桥梁；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埃及考古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构建相知相近的交流机制；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国际会议，打造文明对话的平台……

　　“互学互鉴构成人类在文化上扬弃自我中心化，进而克服偏见的有效路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指出，正是在沟通“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的过程中，努力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格局。

未来可期：征途漫漫坚信行则将至

　　孜孜耕耘，结出累累硕果；漫漫征途，犹须上下求索。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前人未至的新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调研中，学者们坦言：原创性理论供给仍不足，体系化建构还要加强，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影响力亟待提升……打破西方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期垄断，坚守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还要久久为功。

　　“坚持‘两个结合’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把‘两个结合’的学理研究挖透做实，是学界还需不断努力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说。

　　“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度，要看其在基础理论层面是否作出了突破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炳权认为，以“真功夫”求解国家和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要确保知识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同频共振。

　　“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说，“三大体系”建设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要更多鼓励交叉融合、跨界创新，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专业人才。

　　调研中，很多学者都谈到，构建数智时代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了解并适应大科学、大数据、大智能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规律不可或缺。如何强化数据思维、提升人机协同效能、完善适配机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解答好的新课题。对此，他们建议：在现有科研基础上统筹力量、整合资源，打造高标准、专业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大模型基础平台。

　　“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说得通’‘立得住’，还要能‘传得开’‘走得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以政治学研究为例提出，将中国治理奇迹提炼为理论体系，要形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代表新型政治文明的政治学叙事、说理、逻辑，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支持。

　　…………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如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迎来了从“奠基”走向“深化”的关键时期。推动中国知识生产实现体与用、守正与创新的贯通统一，完成从“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向“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的跃升，让全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重任在肩，未来可期。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王慧敏、邢宇皓、孙明泉、户华为、曲一琳、王琎、陈恒、赵凡、冀文亚、孙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