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展览别“窄化”为社交打卡标签

　　前不久，笔者前往一个主打“沉浸式”的丝绸文化展观展。坦白说，期待很高，落差很大。走进展厅，不见真实织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巨型LED屏幕。唐代蜀锦的联珠纹、宋代罗织物的缠枝牡丹，被生硬地“抠图”提取后，在屏幕上简单放大；不同朝代的文物元素被毫无逻辑地杂糅，只为营造出“仙气”与“唯美”的布景。

　　当下，有不少本该引发深层审美感知的展览，因为网络传播的需要，被强制“翻译”并窄化为社交网络上类似“网红打卡点”的同质化标签。这种以点赞量为标尺的泛娱乐化倾向，已引发不少策展者的关注：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飞直言，部分文博机构为追逐流量而忽视学术积淀，正陷入“重展览、轻典藏、轻研究”的“空壳化”困境；上海艺术中心林霖亦借用“平滑美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部分展览正剔除思想含量，仅保留迎合算法推荐的“光滑表面”。

　　当“爆款”逻辑过度渗入，艺术的厚度与审美张力被稀释，观展也极易滑向流水线式的社交打卡。

　　首先，文物、艺术品最动人的魅力本在于其“物质性”。以丝绸为例，那是经纬交织的物理结构，是提花机上千万次穿梭留下的巧工的结晶。但在许多标榜“沉浸式”的展览中，物质结晶被降维成迎合视觉消费的“发光壁纸”。而在一些文物展中，珍贵文物本应是主角，却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摆设，真品静静封存于展柜深处，而花样繁多的周边售卖、网红打卡摆件与文创产品喧宾夺主、风头最盛。

　　为了在各大社交平台争夺公众注意力，部分主办方不再深耕严谨的学术考证与历史叙事，转而比拼谁的场馆更“好拍”。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展现“国风神韵”或“传统美学”，实则割裂了知识传播系统，也背离了展品深厚的社会学与工艺逻辑。这无异于抽空了艺术品的文化内核，用感官刺激置换一时的网络热度。

　　其次，展陈语言正经历文化阐释的“庸俗化”降维。文物、艺术品从来不只是美的点缀，更是厚重的历史样本。但在算法分发机制的影响下，其深刻意蕴被一些营销团队生硬裁剪，强行塞进“绝美国风”等标签之中。为了制造热度，部分展览大幅削减专业介绍，将更多精力用于兜售“情绪快餐”：在显眼的展墙上，用霓虹灯管打出诸如“千年等待，只为一缕丝的缠绵”这类网红语录。

　　在此种导向下，观众来到展柜前不再是为了与历史进行真正的对话，而是为朋友圈文案寻找配图。文物的公共历史价值被压缩进狭隘、矫情的私人情绪框架，沦为网络空间的引流工具。当展览的叙事脱离严谨的学术逻辑，一味关注怎样才能“引流获赞”时，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话语权的实质性让渡。

　　更为严重的是，在“打卡传播”的诱导下，观展行为还被窄化为一场舍本逐末的“任务通关”。许多展览引入“网红集章”的初衷本是吸引公众亲近历史。但游戏化策略喧宾夺主后，展厅内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大量观众对展柜里珍贵的文物视而不见，却拿着本子直奔盖章台排队。同时，观展也演变为按图索骥的“取景任务”。打开社交软件，满屏皆是倚靠着“我在某某处很想你”等网红路牌的打卡留影。这种表层的热闹不仅是对文化遗产尊严的消解，更意味着我们在流量的裹挟下，可能要面临大众审美感知力与历史敬畏感的双重流失。

　　面对“窄化”现状，策展方需要在拥抱大众传播的同时，拿回传播与审美建构的主动权。

　　在叙事层面，需要策展人以“人文共情”重塑文本深度，避免单薄的网红标签，展览中既要见物，必要时还要见人。

　　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打开南宋的衣橱”宋代服饰主题特展为例，它以赵伯澐、黄昇墓出土服饰为核心，设置“他/她是谁”“他/她的日常”“他/她的衣装”等单元，从朝服到日常衣饰、从外装到内衣，完整呈现出南宋宗室全套穿搭体系，将服饰文化还原为个体生命体验。基于这种体验，观众得以静心端详交领、大袖、纹样等文物珍品的细节，读懂南宋的工艺之精与礼制之严。这种聚焦个体命运，由“物”及“人”的叙事打破了历史隔膜，让单向文化消费变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在体验层面，策展方还需以“认知探索”与“文化共创”重塑参与逻辑。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高度依赖技术的沉浸式展览，需要在展览内容与技术的结合上下功夫。

　　去年3月，全球首发的“AI花型交互智能体”进入多个博物馆引发关注。展览中，除了可以观看文物、艺术品，观众还可以深度参与共创，只要动动手指，和AI互动，就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具有艺术美感的图片，再借助数字化绿色印染一体机，最快2小时就能收获一条专属丝巾。观众在调动艺术元素进行创作时，如拆解精密仪器般洞悉文化密码。这种由“观其表”到“析其理”的过程，使得观众从“被动消费者”变成了“主动共创者”。

　　在流量至上的互联网时代，文博策展反而需要一些慢功夫。唯有坚守展览的文化底蕴，将走马观花的“打卡者”沉淀为静心品读的“知音”，才能让公众走进展厅时，不再只是寻找一块出片的背景板，而是满怀敬畏地去赴一场审美之约。

　　（作者：钟毅，系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