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辞”与辞赋的“辞”
辞赋两名，学者们历来多有辨析。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云：“古者辞与赋通称。”“辞亦为赋，赋亦为辞。”费振刚先生的《辞与赋》一文则认为，辞即楚辞，赋指赋体作品，“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屈原的作品到底是辞还是赋？辞与赋是什么关系？楚辞的“楚”很容易理解，楚辞的“辞”又应该怎么解释呢？
辞在先秦古籍中主要指巧于应对，外交场合得体的应对被称作善为辞令。比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又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春秋以前，培养应对的本领是当时贵族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兴道讽诵言语”就是说话要讲究技巧和方式。屈原是楚国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外交场合的应对规则，又热心政治，《史记·屈原列传》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晏子是齐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头脑机敏，能言善辩。《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晏婴，齐之习辞者也。”如果说晏子是“齐之习辞者”，那么屈原就是楚之习辞者。
春秋以后，处士横议，诸子百家争相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了将自己的意见说准确、说明白，为人所接受，诸子不得不修饰自己的言辞，讲究说话的技巧。战国时期习辞者众多，诸子百家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关注现实，著书立说，站在不同的立场，表达着不同的看法。其中纵横家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着天下大势。与诸子百家不同，屈原选择了“诗”作为主要形式并大量运用“赋法”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也是楚之习辞者，他们积极向屈原学习“从容辞令”的本领，努力提高说话的水平和书面表达的能力。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踪凡认为，“这里的‘辞’指文辞，而不是文体名‘楚辞’的简称。这句话是说，宋玉等人都喜爱修饰文辞，并且以赋闻名”（《汉赋研究史论》）。这种说法极是，但还可作进一步讨论。笔者认为，所谓“好辞”是指重视语言的运用技巧。语言上的运用技巧体现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中，因此“好辞”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喜欢说话，会说话，善于表达，能言善辩，巧于应对；二是喜欢写文章，会写文章，善写文章，能够把说话的技巧运用到写作当中。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其中“好辞”是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不但喜欢说，而且喜欢写。
《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楚辞》中的《大招》，王逸说：“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唐勒赋》残简。宋玉、唐勒、景差都有赋作，说明他们不但会写，而且的确“以赋见称”，以善于书面铺陈“见称”。王逸《九思序》说：“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和刘向、王褒等人“作赋骋辞”一样，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也通过作赋来展示自己“骋辞”的本领。换句话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通过作赋这种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书面表达能力和技巧。
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不仅有高超的书面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也极佳。传为宋玉所作的《大言赋》《小言赋》记录了当时楚国君臣进行语言竞技的实况，唐勒、景差、宋玉陪侍楚襄王，或极夸物之大，或极言物之小。《大言赋》比说大话，一个比一个夸张。《小言赋》极言物之小，景差和唐勒的小言生动而形象，宋玉的小言则抽象而神秘。《大言赋》《小言赋》是一场语言比赛，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在这场楚王组织的语言比赛中，宋玉最会说，最能说，最会铺陈，并且获得了楚王的赏赐。由此可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不仅以书面铺陈“见称”，他们还以口头铺陈“见称”。
汉代的扬雄将习辞者称作辞人，辞人是习辞者的另一种说法。扬雄《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根据上下文义，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都属于“辞人之赋”。在这里“淫”与“则”相对而言，“淫”指过分、过度。丽是文饰的意思，文饰应该有所节制，有所节制就是“丽以则”，否则就是“丽以淫”了。扬雄将“丽以则”的赋称为“诗人之赋”，将“丽以淫”的赋称作“辞人之赋”。“辞人之赋”重视语言技巧的运用，过于追求文饰，难免有“丽以淫”的弊病。
《汉书·扬雄传》赞曰：“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刘熙载根据这两句话认为古者辞与赋通称。但笔者以为，刘熙载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深”是指思想，“丽”是指文采。因此，“赋莫深于《离骚》”是就思想内容而言的，“辞莫丽于相如”是就文采而言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离骚》的思想深度无人能及，为此扬雄模仿《离骚》作了《反离骚》；扬雄曾说“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其中又以司马相如为甚，——这就是“辞莫丽于相如”的意思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赞语中同时提到了“经”“传”“史”“箴”“赋”“辞”这六种文体，可见在当时人眼里“赋”与“辞”的确是有区别的。
按照朱熹《诗集传》的说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即铺陈。铺陈是一种表达方式，既可以用口头铺陈，也可以用书面铺陈。汉代人把屈原的作品称为赋，屈原赋二十五篇是书面铺陈的结果。《小言赋》《大言赋》则记录了口头铺陈的场景。由于书面铺陈特点突出，结果“赋”从一种表达方式上升为一种文体。汉代人之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就是认为屈原的作品运用了过多的铺陈手法。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辞人之赋是辞人的书面铺陈，辞人“作赋骋辞”，通过书面铺陈来展示自己的语言才华。班固《离骚序》称屈原为“辞赋宗”，辞赋是习辞者的书面铺陈，以展示语言技巧为目的的书面铺陈谓之辞赋。辞赋合称，辞与赋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修饰与被修饰、限定与被限定的关系。汉代扬雄把习辞者称作辞人，辞赋也可理解为辞人之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曾有非分之想，他授意身边的“游说之士”羊胜、公孙诡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在汉景帝看来，梁孝王身边的“游说之士”搬弄是非，蛊惑人心，危害性极大，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作赋骋辞，汉景帝偏偏不喜欢赋；他们到处炫耀自己的言辞技巧，夸夸其谈，汉景帝偏偏不喜欢这些花言巧语。由此可见，“景帝不好辞赋”，其中的“辞赋”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作赋骋辞，一是巧于口舌之辩。
楚辞这个名称不见于先秦文献，最早提到这个名词的是《史记·酷吏列传》，云：“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将屈原的作品称作“辞”或“楚辞”，与屈原“娴于辞令”、特重言辞技巧有关，与屈原、宋玉等人的楚之习辞者的身份有关。屈原和宋玉、景差、唐勒都是楚之习辞者，他们的作品被裒辑成书也就题作了《楚辞》。
（作者：周苇风，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