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旨在回归文学的“常”

　　当前学界的“大文学观”讨论，不能仅从时势之变和媒介变革的角度去立论，而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将“大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与现代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考察，辨明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西方现代文学间的复杂联系，才可以锚定“大文学”的历史坐标及问题所在，进而找到变革的方向。

中国文学具有“大”的基因

　　历史地看，至少就中国而言，文学本身就是“大”的。曹丕《典论·论文》有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这里的“文章”并非时下的“文学”，但“文学”显然是“文章”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

　　中国文学的“大”，首先是“用”之大。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学就奠定了实用的特色。《诗经》以礼乐教化天下，形成“诗教”传统。古代的散文，如《论积贮疏》《过秦论》《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六国论》等，或论治国理政，或论天下兴亡，皆为用世者的实学。中国古代以切用为文学分类原则，诗词、辞赋、诏令、杂记、箴铭、颂赞等各有其用。其次是时空之大。中国古代文学吞吐天地宇宙、日月山河，凭栏处便是无限江山。“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些诗句都有辽阔的想象。古人所言之情志可通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即便写一己之孤独，亦是在苍茫宇宙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次是中国的文体包罗万象，细分有诗、词、赋、曲、书、小说、诏、令、策、铭、碑、志、颂、表等，统合起来，则与经学、史学、地理、哲学、政治、经济等浑然一体，呈现出典型的“泛文学”与“杂文学”特征。

　　传统中国文学能成其“大”，根源在于文明。农耕文明，首要的知识就是天地知识。《周髀算经》云：“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把天地、万物与人放在统一性中看待，由天文发展出人文，发展出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道德体系、哲学体系与美感经验。中国文学就是在天地、万物、人的统一性中绵延生长，无穷无尽。

　　中国的“大文学”之变始于近代。现代科学的建立，导致传统中国的天地、万物与人的统一性基本“解体”，大文学失去哲学根基。晚清以降，我们将目光从天地、自然转向社会与人，写实主义与“人的文学”等成为主流，中国文学失去不少天地江河的壮阔。恰逢西方的“文学”观念输入中国，在理论、观念、分类、文体、语言、修辞等层面全方位覆盖中国原有的文学体系，由此建立起现代中国的“纯文学”传统。这种“纯文学”，在西方是现代学科分类的产物，进入中国自动剥离传统中国“文”的体系中的经学、史学、子学等成分。同时，经学、史学、子学等亦随着政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现代学科的建立，而从“文”的体系中析出，于是“纯文学”水落石出。

　　当然，“纯文学”并非天然与“大文学”相悖逆。现代以来“纯文学”创造出的“大文学”并不在少数。而“纯文学”所谓的“文学性”，不过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那些东西，而“大”——能在虚实之间贯通古今、思接千载、吞吐日月、心游万仞，恰是文学之所能，而为其他学科所不能的。“纯文学”可以“大”，“大文学”也可以“纯”。时下，之所以有“大文学”的讨论，与这些年纯文学走向自我封闭、迷失于叙事和技巧、忽视与外部世界的广阔联系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则是历史自身的自我纠偏。晚清民初，中国的文学观念建构以西方为圭臬，“文学”释义、文体分类等，皆依西方而建立。如今，随着中华文化主体性逐渐凸显，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文学知识体系，就成为必然的召唤。时下的“大文学”讨论，就是这一历史自我修复意志的体现。

　　以基本的历史经验来看，时下的“大文学”建构，不是简单复制传统，而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创造，在创造中与传统对话。

建立中国自主的文学观念

　　人类的文学有普遍性，但各民族有相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基因，文学的发展道路和文化性格各有不同。深入中国自家的文学传统，创建自己的“文学”概念，显得尤为必要。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兼具“道”和“德”的双重意蕴。建立在这样的“文”的基础上的“文学”，当然是“大”的。中国的文学是全息的、多维的，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囊括天地、自然、历史、社会与人生的一切。

　　基于“文”的特殊含义，中国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定义。如何给中国的“文学”定义，这个问题有待讨论，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中国的文学首先是文字的艺术，然后才是语言的艺术。中西方文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文学是由文字构成的，文字构成词语，词语构成文学的语言系统。中国的文字是表意体系的，与西方的表音体系截然不同。“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中国的文字有象形、表意、形声、会意等，本身就各有深切的意味，贯通着中国的文化。古代中国文学特别强调炼“字”，讲究“推敲”，有“一字师”之说。进入现代白话文学以来，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作家普遍只有语言的观念而没有文字的观念。

　　重建“大文学”，还需要重申“文以载道”的传统。传统中国文学，追求儒家的道德教化，从韩愈的“文以明道”到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再到朱熹的“文道合一”，文与道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题。从根本上看，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只有合“道”与不合“道”的文学，没有载“道”与不载“道”的文学。区别在于载的是什么样的“道”，如何载“道”。何为“道”？一时难以说清。归根结底，道是宇宙能量的本源，道法自然，道是一切秩序、规则、价值的源头，并由此而演化为形而上的具体的价值、原则，以及形而下的社会实践。“大文学”建构，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的“文以载道”传统。

　　“文以载道”的首要意义，就在于“道”为“大文学”提供一个整体的、宏观的世界观和处理世界的方法论。“道生一”，作家可以在“一”这个巨大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中来观察、理解、把握和思考世界。作家以古鉴今，以今释古，便是“通古今之变”，以道生一的“一”看世界，天、地、人、物、我都在统一性中，人类的命运是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共同体。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较多地聚焦社会与人，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失去了具体联系。

　　此外，“文以载道”对“大文学”的意义，就是以“道”为价值根基，重铸中国文学的价值。这里的“道”，包含人类文明的地平线视野，如公正、平等、正义等，它们对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生活构成精神的凝视，也包括具有时代特色的“道”，比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这些价值基准的确立，为当代文学提供超越个人情感的价值坐标，使得当代文学在关注个体内心世界丰富性的同时，具备和历史、文明、人类整体精神生活对话的能力，不至于迷失在繁复的形式与技巧的追逐中，从而为“大文学”奠定精神格局与底座。

大作家要有学识、学养和学问的根底

　　文学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大文学”的前提，还是要有“大作家”。作家的“大”，不在名声、地位和影响力，而在视野、胸怀、格局、思想能力与审美创造能力。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作家”都是那些能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对人类心怀悲悯与体恤，有家国之念和民族担当的人。因为只有心系自然万物、人类家国，作家才有开阔的历史视野、人类视野，才有通彻天地古今的情思，这是“大作家”形成的必要条件。

　　“大作家”的视野、格局、胸襟、思想能力、审美创造能力，取决于先天禀赋，也由学识、学养和学问等决定。古代中国作家的养成多通过经、史、子学和诗文的训练，文学创作自然就有经学、史学与诸子学等打底子。如今，文学创作是一种专门的技能，要成为作家，只需经过专门的文学阅读、文学技巧训练，由此在学识、学养、学问体系的积累方面，现代作家比古代作家天然就有短缺。而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大文学”来说，作家需要有学识、学养和学问，从而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与人生经验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穿透复杂的现象抵达本质。“大文学”需要作家见微知著的能力，既能从一滴水中见太阳，还能从确凿无疑的生活和经验世界中看到模糊性、不确定性。“大作家”在“道生万物”的两端，由道想象万物，在万物中见道。一草一木，皆见天地的精神；一动一念，皆见文化与文明。这些审美见识和表现力，都需要作家的学识、学养与学问作为支撑，特别是作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时代和地域。

　　总的来说，时下的“大文学观”讨论，就是回到文学的“常”，或者说是以“变”的方式回到“常”。

　　（作者：周保欣，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