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创作谈打开新视野

　　【畅谈“创作谈”】

　　熟悉文学现场的人或许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选刊或期刊，包括微信公众号，在重点推荐作家作品的时候，总要附上作家的创作谈和批评家的评论文章。“作品—评论—创作谈”相结合的模式，给人的感觉是作者不站出来就自己的作品说上几句，读者就不愿阅读或读来不甚了了。这究竟是新媒体时代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显现，还是历史传统在新语境下的回响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创作谈处在既受重视又不被特别看重的状态。受重视是因为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站出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作品正式发表，舆论场上出现不同的评论意见，甚至是争鸣、争论，有的看法可能偏离了作家的本意，作家认为有必要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作家的创作如果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创作谈往往就成为作家自我申述的渠道。“作者是怎么想的”往往有利于让纷争降温，回到平和、正常的轨道。这时，创作谈就不只是创作的自我阐释或个人总结，而且还具有表达某种学术立场的价值。不被特别看重则是因为当代文学史上普遍存在创作与创作谈相互脱节的现象。

　　创作谈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认知水平和创作意图，但并不都能体现在创作之中。善于写创作谈的当代作家有不少，有些作家的创作谈或相关文论甚至让人惊叹，比如余华、王安忆、毕飞宇等。年轻的作家里，徐则臣是一个代表。有的作家对西方作品有系统、深入的研读，并写有相关理论文章，比如邱华栋。这当然是文学自觉的表征。“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等人，都是世界文学的研究大家或文学史家。他们的研究与创作密切相关，世界文学是他们创作的资源，他们对世界文学的观察、研究也构成其创作的自觉表现。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文学素养总体上显得先天不足，后天的文学认知也常常局限于鉴赏评析，并不能有效影响、作用或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

　　如果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创作谈之所以不被重视也有西方文论演变的历史脉络。在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中，作家的意图存在多有谬误的可能性，这会误导读者的阅读。阅读需要基于作品，或者说围绕作品展开。而随着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的盛行，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兴起，摒弃作者似乎成为阅读和批评的重要指向与前提条件，提倡一切从作品出发，到作品为止。这样一种从文本细读出发的文学阅读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向内转”及其文学自足性的提倡中不断被强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谈无足轻重。文学是交流的艺术，可以说，创作谈是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参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钥匙。

　　从叙事的效果来看，要想真正理解作品，就要认真梳理作家在作品中塑造的“第二作者”形象。这个形象当然要以作品为中心，但如果离开了创作谈，对这个形象的认知往往是片面的，也是不充分的。“第二作者”形象是“第一作者”创造的，而作家的创作谈是理解“第一作者”形象的重要资源。

　　其实，创作谈或作家文论在近些年广受关注，还与一个现象密不可分，那就是作家纷纷走进课堂，纷纷陪伴着作品走到公众面前。这是文学生活发生重要变革的一个体现。走进课堂是因为很多作家的身份发生转变。他们从原来的专业作家变成兼职作家，越来越倾向或乐意以大学教师的身份进入文学现场。创作谈或作家文论也越来越成为大学里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后果可能是创作谈越写越好，创作却不尽如人意。作家走向公众与文学的处境有关。文学越来越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就需要作家主动参与到阅读的引导中来。如今盛行的新书分享会或发布会，往往是作家“夫子自道”的重要场合，他们对创作进行回顾、总结和自我阐释，甚至在不断激发中重塑自己的创作。

　　文学史上的很多思潮，都与创作谈或作家文论密切相关。这些思潮的倡导者们，创作作品时也同步发表创作谈之类的文章。对于他们来说，创作谈并不是辅助性的存在，也并不仅仅具有解释的功能。创作谈和创作之间是一种彼此生发、互为前提的关系。只有这样，创作谈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冗余物。今天很多作家的创作谈，往往还停留在创作的附属性层面，这是需要充分警醒的。

　　有必要对三类创作谈或作家文论略作区分：一类是作为文学观的创作谈，一类是作为作品阐发或鉴赏的创作谈，一类是作为文学课的创作谈或作家文论。有些作家在大学课堂上，往往从文学鉴赏的角度重新解读自己的创作、梳理写作经验，给学生以切实的指导。这样的文学课与其创作之间是彼此分离的，并不相互影响。而作为作品阐发或鉴赏的创作谈，则只就自己的作品进行讲评和总结，虽然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终究不能构成文学活动的有机部分。

　　有必要提倡一种作为可能性的创作谈。它是作为文学观的创作谈的延展形态。创作谈立足于创作，落脚于创作，形成闭环。一些创作谈经常关注或聚焦现实性或历史性层面，而忽略了可能性，并不指向将来的可能性创作。可能性的基础当然是作家的文学创作，甚至包括其他作家的创作，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创作，这样的创作谈只是“贴地飞行”，它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现实性命题或历史性命题，而缺乏预见性和开拓性。

　　以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为例。亨利·詹姆斯向来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原因在于他总是富有创新性和引领性，这使得他的创作往往成为一个实验场。他要在多重可能性之中寻找到最恰切的方式。他的创作谈与此实验有关，或者说常常是这种实验的忠实记录。米兰·昆德拉的很多理论文章属于广义的创作谈，比如说《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等。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作家文论、创作谈和创作是合为一体的。他们的文论和创作谈服务于创作，创作则更进一步张扬了他们所信奉的文学观，并且不断完善他们对文学的既有认知。他们富有创新意识，文体创新是他们写作的重要驱动力。这样的创作谈不是阐释和解释文本，而是总结和阐发新的文学观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朱自清、郑振铎等作家同时也是文学史家。他们把自己的创作放在历史的脉络之中加以考量，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对于他们而言，创作谈、文论写作、文学史研究和创作是紧密相关的。他们的文论或创作谈，因而具有文学史的兴味。或者可以说，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属于“历史中间物”，必然要面临短暂与永恒、已然与未然、传统与现代等多重二元性命题的检验。

　　这两种创作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创作谈放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以作为文学活动的有机闭环来看待。这样的创作谈或作家文论明显有别于作为文学课或鉴赏的创作谈。真正的创作谈或作家文论作为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仅是阐释和总结，甚至也不应该是模式化的写作指导，而应该成为推动文学创新或革新的重要方式，致力于打开新的文学视野，展现出文学的韧性和开阔天地。期待这样的创作谈或作家文论不断涌现。

　　（作者：徐 勇，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