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母系社会什么样？

　　【考古中国】　

　　所谓古DNA研究，简言之就是指利用古代生物遗骸中残存的DNA分子片段，观察古代个体的遗传成分和基因模式，以获取过去人群与现在人群在谱系关系上的独特信息，从而揭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细节。

　　近年来，随着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研究人员能够实现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山东广饶傅家遗址是一处海岱地区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在古DNA技术的助力下，其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新的突破。

母系之谜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史前母系社会一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阶段。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构建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古代社会》，1871）。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借鉴该理论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了大量针对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和研究工作。对于母系社会的认知，长期以来只能依赖于有限的考古实物和间接推测。主流学者提出了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使得相关研究一直囿于推测或猜想阶段。西方人类学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停滞。

　　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体系，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仍是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尚未解答的重要问题。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的古DNA研究成果，则为回答这一“母系之谜”带来了新突破。

全球首次考古实证母系社会存在

　　傅家遗址，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县城南约1.5公里，现存面积约14万平方米，是泰沂山以北地区大汶口中晚期重要的聚落遗址。

　　以往，对于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中墓葬的布局、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房屋建筑的结构等进行分析，来推断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组织形式。例如，如果在墓葬中发现女性墓葬的随葬品更为丰富，或者女性在聚落中的居住位置更为重要，就推测当时可能存在母系社会的特征。然而，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人的社会地位、职业、财富等，并不能单纯地与性别和母系社会结构画等号。其次，传统方法只能提供间接的证据，无法直接确定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和遗传信息，对于母系社会的核心特征——母系血缘传承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

　　在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中，考古学家运用古DNA技术对遗址中的人类遗骸进行了分析，获取了来自北区墓地的14个个体（3名男性，11名女性）和南区墓地的46个个体（15名男性，29名女性）的全基因组数据，样本总量达60例。通过提取线粒体DNA，研究人员成功确定了部分个体之间的母系血缘关系。这项研究是全球范围内首次用考古学材料，通过分子人类学和遗传学证实母系社会的存在。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东亚地区基于古基因组数据研究母系社会运行机制的空白，还为国际学界提供了首个基于系统遗传数据确证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模型。

　　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因此同一母系的成员，如自己及同母兄弟姐妹、母亲、舅舅、姨、外婆、姨表兄弟姐妹等，拥有相同的线粒体。研究发现，墓葬中的女性个体具有相同的线粒体DNA类型，表明她们来自同一母系家族。遗址北区所有个体的线粒体DNA序列呈现完全一致性；南区44例个体中，同样表现出完全一致的线粒体序列特征。这种单一化的母系遗传模式，强烈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

　　通过对两个墓地个体间亲缘关系的系统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墓地内部存在多组一至三级亲缘（一级亲属指父母，二级亲属指祖辈、叔伯姑舅姨，三级亲属指堂表兄妹。编者注）。这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保持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同时也表明，母系埋葬制度并未因时间及亲属关系疏远而改变，被严格遵循了至少250年的时间。结合考古学证据——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将死者遗骨进行两次或多次安葬的古老葬俗。编者注），进一步证实了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综合墓地规模、延续时间、母系DNA线粒体完全单一性，以及父系DNA线粒体的高度多样性，我们推断傅家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

　　体质人类学分析还显示，青少年与成年男性均严格埋葬于本人出生时所在氏族墓地，这一葬制符合母系社会的典型特征——与父系社会中女性随夫而葬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内个体的埋葬位置与亲缘关系远近无显著相关性，即使是一级亲属也可能相隔较远。这表明墓葬布局主要由母系氏族归属决定，而非性别、年龄或亲疏关系等因素。因此，傅家南、北墓地截然不同的母系谱系，反映了基于氏族身份的有意识的社会架构。通过系统比较分析两个母系社会的遗传特征，也证实其源自地理位置相近的族群间婚配，从而排除了外来父系基因渗入的可能性。在检测过程中，未发现外来男性个体被埋葬于傅家墓地，应该是遵循其自身随母系而葬的社会规范。这些证据共同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鲁北地区，母系社会结构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母系社会的家庭组织和社会结构

　　基于古DNA技术确定的母系血缘关系，研究人员对傅家遗址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组织有了新的认识。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墓葬中随葬品的进一步分析，结合母系血缘信息，发现女性墓葬中的随葬品虽然并非都比男性丰富，但在一些特定的物品上，如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玉器、陶器等，女性墓葬中的数量和质量更为突出。这可能暗示着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参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和决策。同时，母系血缘关系的确定，也表明家庭组织是以母系为核心的，子女通常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家族的传承和延续主要通过母系进行。

　　古DNA技术还为研究广饶傅家遗址人群的迁徙和交流提供了线索。通过与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的古DNA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发现傅家遗址人群与周边一些地区的人群存在一定的遗传联系。这表明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频繁的人群迁徙和交流活动。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也可能对母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影响。例如，不同地区人群的交流可能带来了新的技术、观念和社会制度，推动了母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傅家遗址的研究发现，证实了母系社会曾孕育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元，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多样性的认识。同时，此次研究也彰显了以古DNA和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探讨古代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潜力。突破地域与学科边界、实现跨地域与跨学科互动共赢，或许会成为新时代考古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作者：昝金国，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