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史照见文明发展脉络

　　钱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发明。它把复杂的人际信用和经济价值判断进行制度化“封装”，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重要工具，且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货币史上，四川钱币品类独特、文化内涵丰富，从先秦至近现代，产生了成百上千种独特的钱币，其中不少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开创意义，其丰富性、独特性和创新性，对于今日之社会治理、金融建设，仍具有启迪价值。由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专职副研究员马明宗历时近十年撰写的《四川钱币史》，从历史发展和专题研究两个层面，对古蜀至近现代的数百种四川地区钱币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可谓区域性钱币史研究中考证精审、文图互证、以小见大的代表。

新材料、新视野与新认知

　　该书写作一大亮点，在于大量运用新材料。从先秦两汉时期的钱范与铸钱遗迹，到新见两宋时期铁钱，再到明代江口沉银遗址、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的新资料，以及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特有的代用币，诸多新材料的披露与利用，使该书的史料显得扎实且丰富。在书中，作者还搜集和整理了此前未受学界充分关注的实物材料，如乐泉斋披露的西汉榆荚半两钱红砂石范，川江钱币博物馆所藏西汉四铢半两红砂石范，德阳市博物馆所藏大布黄千钱范、大泉五十钱范等。

　　这些材料，不仅补充了四川地区两汉时期铸币活动的实物链条，更为理解中央铸币制度在地方的施行路径与技术落实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此基础上，作者梳理了两汉时期钱币在四川盆地内部扩展与流通的空间轨迹，进而将钱币流通史与四川盆地早期开发史联系起来，揭示出货币制度与区域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书还对明代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金银锭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锭面文字錾刻形式、改刻与补刻现象的细致辨析，作者归纳出明末银锭锭面文字管理制度的若干特征，并对其背后的财税征收、转移支付机制进行了推测，使沉银材料由“宝藏叙事”转化为制度史研究的证据。

　　此外，本书还集中整理了民国时期四川代用币材料。书中不仅展示了铸造钱范与实物样本，还整理了四川地区流行的212种代用钱牌、153种代用币，以及仅见于文献记载的代用币百余种。这一梳理，为理解特殊条件下地方社会如何构建替代性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除考古与实物材料外，作者还深入发掘稀见档案资料。如1946年说文社在重庆举办的钱币展览手册《古今货币的展览》，现藏于哈佛燕京学社中国-日本图书馆，已属稀见文献。该手册记载了当时所展出钱币的信息，展品丰富多样，既涵盖中国古代钱币与西方钱币，也包括巴蜀地区特有的马兰币、代用币和纸币，反映了当时四川钱币学与博物馆实践的活跃状态。在书中，作者系统检阅了《新新新闻》《成都市市政年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图录》《泉币》等报刊与图录资料，并搜寻《净藕轩藏泉》《穞园泉蜕》《五族文字古泉墨拓》等稀见钱币文献，从中发掘了彭乔梓、易忠箓、施孝先、杨庆祥等长期在四川从事钱币研究的学者群体。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合，该书首次较为完整地勾勒出近代以来四川钱币学的学术网络与知识传播路径，使区域钱币学史由零散个案转向系统研究。

　　可以想见，实物材料与文献档案之间的互证研究，必然会耗费作者大量心血：许多散见于各地博物馆与收藏机构的原始材料，需要实地探访；部分铸钱遗址尚需田野调查；档案整理亦需查阅大量旧刊与原始资料。因此，如读者所见，这部学术著作字里行间所凝聚的，是作者持续多年的积累与劳作。

历史遗物中的文明史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与古人如何对话？通过历史遗物去“想见”故人故事，是一种独特的浪漫。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宗旨，便是通过历史遗物来追溯文明演进历程。

　　该书第一章至第六章依循时间线索，系统呈现四川钱币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的历史进程；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则按钱币类型与不同专题展开论述。全书从历史发展和钱币类型（一纵一横）两个维度，对四川古代钱币、金银币、机制币、纸币、代用币、民俗钱币及钱币学史进行了梳理。且这一表达并未局限于钱币本身，而是通过钱币照见文明史的运行脉络——钱币背后国家制度推广、区域整合与社会信用体系生成的综合历史进程。

　　作者认为，两汉时期中央货币制度向西南地区的推进，体现的是国家权力与区域开发的互动；宋代以来铁钱的大规模铸造与流通，折射的是特定经济结构下，人们对货币材料与价值承载方式的重新选择；纸币的产生与推广，则标志着货币由金属实体向信用符号迈开了关键的一步。而钱币更替背后，实为制度安排、经济形态与社会信任结构的持续调整。

　　在具体问题探讨上，作者尤为注重将个案放入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之中予以考察，探讨某种钱币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例如，在论述交子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时，作者并未仅强调其“首创”意义，而是梳理交子诞生前后钱币形态的演变，并结合北宋财政政策、四川铁钱流通格局与印刷技术条件，揭示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又如研究宋代铁钱时，作者不仅分析了当时的制度，更将其与前后蜀及两汉之交公孙述政权的铁钱实践联系起来，提出“四川长期偏重运用铁钱”这一历史现象，并指出，其背后反映的是区域经济结构特征与信用观念逐渐走向符号化、制度化的趋势。透过钱币这一具体而微的载体，作者所勾勒出的不仅是四川历史的发展轨迹，更是整个中华文明在不同空间中不断调适与创新的演进图景。

　　区别于碎片化的研究模式，该书从通史视角出发，对四川钱币进行整体梳理，从而更能发现其发展的总体特征。

　　作者认为，在四川钱币发展史中，创新性和连续性尤为突出。许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货币实践，都诞生于此。例如中国第一种官方铁钱（公孙述铁钱）、中国第一种年号钱（汉兴钱）、中国第一个铁钱流通区（四川铁钱流通区）、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世界上第一种银本位的纸币（关外银会子）、中国第一种带有国家元首图像的官方钱币（四川藏洋）等。这些创新，是连续性的，并非集中于某一朝代，而是在整个历史时期中都绵延不绝。

　　作者总结，四川钱币发展还体现出明显的信用化倾向。两汉之交的成家政权、后蜀和两宋时期大规模铁钱铸造，两宋时期印刷纸币，民国时期大量发行代用币，均体现出以低价值材料承载高面额货币的制度尝试。这一倾向，不仅有助于理解交子为何诞生于四川，也进一步揭示了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书中反复传达的理念是：钱币只是文明演进中的一种“示踪迹”，其形态与特征，实为地域文化脉搏的具体呈现。正是四川地区的文化氛围，孕育出这种持续不断的创新传统。

探索学术新境

　　钱币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可谓“所由来尚矣”。《汉书·食货志》中对钱币沿革已有所记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可追溯至南朝梁代顾烜所著的《钱谱》。宋、明、清等朝代，钱币学因金石学的兴盛而一次次达到高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学的发展，钱币学亦曾迎来新的关注。

　　虽然“钱币”一直以来颇受关注，但从学理上讲，在近代考古学、博物馆学、经济学等学科兴起之后，钱币学难以逃脱被新式学科分化吸收的命运。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传统金石学视域下的钱币学研究面临着新的困难：既有的钱币研究探索几近穷尽，遗留的重要问题难以突破，研究范式难获主流学术界认可。在此背景之下，一部分钱币学研究逐步从学术界转向民间，并与实物收藏结合起来；另一部分钱币学研究则原地徘徊，成为其他学科或者专门学问的注脚。

　　如何回应近代分科之学对传统钱币学的解构，突破钱币学自身发展的瓶颈，不仅是钱币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是考古学者与博物馆学者所应共同回答的问题。该书的写作，无疑为这一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一束灵光。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钱币使用历史，尽管钱币学的主体脉络经由前代学者的不断努力而渐趋完备，但各地区拥有的丰富钱币资料仍待深入挖掘。这让我们认识到，关注细分领域和区域材料或许是未来的突破。另外，钱币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无论是从研究旨趣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它都应当是一门交叉的学科。钱币研究既能揭示其本身发展规律，也能发掘钱币背后的经济金融与社会人文因素，还能与铸造学、机械学、冶金学结合，通过钱币制作工艺的研究，探究古代科技史发展进程。这些多重可能，是该书带来的重要启示。

　　该书作者也曾提及，四川钱币通史的梳理在学界内尚属首次，之前研究者关注的，往往是交子、宋代铁钱、清代宝川局等具体个案。而“四川钱币史”这一概念，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学理支撑的课题，也是作者在撰述此书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该书以近600页的篇幅出版，已经以事实告诉我们，看似冷门的课题，可能是学术的富矿。“回首向来萧瑟处”，可看出一名学者近十年的耕耘与坚守。

　　希望《四川钱币史》不仅能够成为一部让读者了解四川钱币及其发展史的著作，也能成为展现四川文化特性和祖国文化多样性的窗口。更希望该书所展现的交叉研究方法、以物证史的学术路径，以及恒久的写作耐力，能鼓舞更多研究者不断发掘新课题，在历史的遗迹中把握文明的密码。

　　（作者：周静系四川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冷文娜系四川大学博物馆典藏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