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眼”客观存在 不然何来儿童文学

　　【学术争鸣】

编者按

　　对于“儿童文学是否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这一议题，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基于不同的视角与观念，常常产生不同的看法，本期《学术争鸣》就体现着这种视角的差异。作家杨志军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验，他写作儿童小说“是想更纯粹地表达自己”，这种写作中的“童眼”“童年精神”，不仅不是一种降维写作，而是作家对“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的追求；评论家贺绍俊从读者接受角度分析，认为儿童文学应尽量为孩子们提供比较客观、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以“提纯过滤”的方式来要求儿童文学，我们给孩子提供的社会图景只能是单向的，可能导致儿童的社会认知朝着简单、浅薄、片面的方向发展，儿童文学应当让孩子们接受真实，体验冷暖。

　　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没有狂风暴雨的痕迹，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像灯一样照射着你。

　　我的作品与儿童文学结缘从《藏獒》开始。当许多孩子端着书，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我有点惶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我并没有为儿童写作的打算。之后我又写了《骆驼》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有一种童稚烂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我把这种天性的流露表述为通透性、赤子心和还原力。

　　通透是历练和磨难的结果，是蓦然回首中的明晰与了然；赤子之心则是无染之心，是思无邪、行无伪的源头；此外还应该有还原的能力，还原“人之初”初始的情态和童年的意趣，还原无猜于天下的憨、直、真、纯。然而，仔细想想，一个人的行藏作为仅靠天性是不够的，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记，也远远不能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支撑，我在写作中寻找理由，发现正是文学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长的精神滋养，让我对儿童小说有了情不自禁的迷恋，让我不断去尝试一种干净到极致的表达，然后期待着走进人们的童年。

　　所以，回到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上来——儿童文学是否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这不是创作者“需要”或“不需要”的问题，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成年创作者的手上。既然是为儿童读者创作，就应该意识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

　　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与成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不是像大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在知识和见识等方面存在量的区别。成人与儿童处于人类生命形态的两级，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以纯洁无瑕的心灵、敏锐的感受力、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及旺盛的生命活力自立于独特的生命空间，这是儿童的独立王国。由此，要达成真正的对话，儿童文学作家应该采取特定的创作方式，以达成“理想的交流语境”。

　　“童眼”客观存在，不然何来儿童文学？

　　儿童就是纯粹的。我发现我想很简单地去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成人世界是拒绝的，很多人都老于世故，他们不想听天真的人谈什么。如果一个作家偏偏有赤子之心，他想那样写，写儿童小说就是一个途径。所以，当我有意识地写儿童小说，也就是想更干净、更纯粹地表达自己。

　　以儿童视角关注和探索人的命运时，孩童基于认知和视域的有限性，他不可能看到社会复杂斑驳的全貌；基于儿童天性的单纯与生命的愉悦性，他也无法接受和理解过于黑暗和丑陋的现实；为儿童搭建一个厚植于人性根基、人文温度的价值观世界，一种强大的构建正面价值的文学力量，才会让他始终对世界葆有希望与信心，长大后面临再大的风雨也不会放弃原初的信条。这或者就是所谓的“提纯”吧。

　　我并不是指要回避真实世界的斑驳和不堪，事实上，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从不回避俗生世相。比如，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中，“父亲”的理想信仰与世俗价值观冲突甚至冲撞。我所指的“提纯”，是指像儿童一样对我们的世界始终怀有乐观、天真和善意；像儿童一样，始终会为“崇高”“悲壮”而感动和流泪。而这种乐观、天真和感动，正是来源于童年对“美”“善”和“真”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坚守。不要抹杀童年精神的根本，这才是我们成年人要真正向儿童学习的地方，也是人类精神慰藉的最终落脚点与归宿。

　　我的这种精神滋养来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这无疑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层出不穷的时代。然而经典作家们对文学的贡献既不仅仅是批判，也不仅仅是浪漫，他们殊途同归地把文学看成了建树理性基石和思想大厦的手段。人的纯粹性、人性的美善所能达到的极致、托尔斯泰主义、民族的尊严与豪迈、悲天悯人、罪错之后的拷问、丑恶之上的美丽、贫贱之中的高贵、利他而济世的情怀……建树依赖于作家本人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精神的担当。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经历漫长的黑夜，目的却是寻找星光，而星光照亮的一定不是他本人，是所有孤独的人生和苦难的经历，是远方的地平线。

　　至此，我的逻辑渐渐清晰：写作儿童文学，正是因为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然而当我小心翼翼试着表达的时候，我发现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性情和纯粹相去甚远，几乎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

　　当然，究竟谁“天真”，又是谁“可笑”呢？文学之所以存在，超越生活本身的存在，正是因为它的超越性和激荡的精神力量。

　　我“天真”地写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涌现，有底线也有高标，“我”的成长始终都在吸纳博大与力量，始终都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所有的变迁背后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境界，它如同万里雪山一样高尚而峻拔，在不经意中成就了人类精神的至高表现，带着雪峰的清洁和源头的高贵。在如此广阔的氛围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长大了。

　　写作的过程中，我眼前始终闪动着一双双儿童的眼睛，那种无与伦比的清澈击碎了我的傲慢，让我不由自主地谦虚起来。我相信一双眼睛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涤除尘霾，接受洗礼，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灵照明我的心灵。我今后的写作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成人文学的品格会要求我尽可能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悲苦、生活的艰辛，但在儿童文学里，我一定要发掘并打磨最纯净、最有价值的精神钻石，置放在一片透彻的原始的蔚蓝下，吸引一双双与钻石同样清澈的眼睛。

　　（作者：杨志军，系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香 本报记者 饶翔 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