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岩立法”：清水江文书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治理

　　清水江流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后注入沅江，一江碧水蜿蜒流转，两岸青山郁郁葱葱，林立在两岸村落中的碑刻，是近年来新发现清水江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见证了500多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生活在这里的苗族、侗族等多民族，在长期的林业生产中，创造性地将民族的“栽岩”习俗与汉字碑刻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栽岩立法”之生态治理模式，不仅保障了林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也维系了流域内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生动体现了传统生态的思想与智慧。

生态意识的生成与实践

　　清水江流域生态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从朴素信仰到理性认知的升华过程。它植根于本土宇宙观，淬炼于林业生产实践，并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了“敬畏、利用、守护”三位一体的生态认知体系。

　　其一，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民族传统的“万物有灵”观念，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一观念在碑刻里集中体现为树木崇拜与风水信仰。锦屏县瑶光苗寨的“倒插枫树”被尊为“枫木岩神”，树下所立光绪五年（1879年）《合村保障碑》记载：“咸丰六七年间，寇气未净，尝蒙显威，以得保民，灾祲无闻。”民国三十年（1941年）再立《地灵人杰碑》进一步强调“凡乡中遭变乱，均显神威佑，为正者逢凶化吉，为邪者神不相拥助”，将神树与村寨安危联系在一起。村民还依此设立“岩神会”，并定期祭祀，后演变为枫树粑节，用“枫树粑”献祭，形成敬树、护树的文化传统，使护林行为从被动遵守变为主动践行的信仰实践。风水信仰进一步将生态保护与村寨兴衰直接关联。黎平县己迫村光绪二十六年《永远禁封碑》明确指出：“木乃龙之衣，土乃龙之骨，土石既不可动，树木又安可伐乎？”这种将林木视为“龙脉之毛发”的观念，使生态保护成为关乎村寨存续的集体责任。锦屏县文斗苗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禁碑》封禁后龙山：“不拘远近杉木，大小树木，不许大人、小儿砍削，如违，罚银十两。”风水观念由此转化为可执行的护林条款。

　　其二，清水江流域山多田少的地理特征，使民众在长期林业生产中形成了林兴则人兴的意识和认知，碑文清晰地展现了人们对林业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的全面把握。首先，从经济层面而言，林业被视作民生的重要根本之一。黎平县腊洞村乾隆二十二年《永记碑》详细记载了吴庭举父子造林致富的经历：“吾父传令曰：无树则无以成栋梁，无材则无以安身……遵父之命于清雍正八年始培育杉苗……该栋梁之材，砍三千获银五千余两，置田百石。”这种种树即兴业的认知，推动了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锦屏县甘乌村民国十年《公议条规碑》也说：“夫我等地方，山多田少，出产甚难，惟赖山坡栽植杉木为营生之本。”其次，从生态价值层面来说，人们早已认识到森林的气候调节功能。锦屏县光绪三十二年《劝造林告示》提出：“种树可以引雨，既可以免干旱之虞，且生气勃然，一切瘟疫灾祸均无从沾染。”再次，从社会价值层面来看，林业成为推动公益事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锦屏县者蒙寨嘉庆二年（1797年）《永远流芳碑》记载村民以木材收益修路，黎平县高近村嘉庆十八年《捐建书院碑》记录百姓捐献杉木办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其三，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从清水江下游向上游传播，与当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推动生态意识从习惯传承向制度规范转变，其核心标志是汉字碑刻取代“无字栽岩”，将口头款约转化为书面规则。首先，从载体形式来说，汉字碑刻成为“石质契约”，极大提升了规则的明确性和稳定性。锦屏县卦治村嘉庆二年《奕世永遵》摩崖石刻，以汉字明确规定了“徽、临、西三帮与主家”的木材贸易边界，将民族习惯法与商业契约有机结合起来，保证了木材贸易的有序运行。天柱县水洞村乾隆十九年《公山碑记》用汉文清晰界定了“四姓公山”的“四至”范围，有效避免了权属纠纷。其次，从内容实质来看，“契约精神”与相关传统强化了权责意识。锦屏县锦宗村乾隆五十一年《万古不朽碑》规定：“将自乌租、乌迫、乌架溪以上一带公众之地，前后所栽木植，无论大小俱系十股均分。众寨人等地主占一股以存，公众栽手得九股。”这种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既保障了各方权益，又激发了人们造林的积极性。再次，从治理效能来看，官方力量的介入提升了民间规约的权威性。榕江县朗洞村光绪十六年《永垂不朽碑》由“古州清军府”颁布，将民间护林规约纳入官方治理体系，形成了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保障为辅的治理格局。

生态治理的规则与运行机制

　　清水江流域“栽岩立法”生态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以碑刻为载体、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覆盖林业全链条的规则系统。

　　其一，多元主体协同。民间自治与官方引导的互补，共同形成了生态治理体系。在笔者收集的200通生态治理碑刻中，民间自立碑140通（占70%）、官民合立碑42通（占21%）、官方立碑18通（占9%），这一比例显示清水江生态治理形成了“民间为主、官方为辅、官民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首先，民间自治是治理体系的基础力量，主要表现为家族、村寨和款组织三个层面。家族通过族规祖训管理族属山林，天柱县贡溪村乾隆五十三年《永封禁碑》规定“坟山树木不许砍伐，违者送官究治”；村寨通过村规民约保护集体山林，锦屏县八客村宣统元年（1909年）《封禁碑记》由“合寨公议”制定，并“蒙府主立案封禁”；款组织作为跨村寨的自治联盟，以“款约”统筹区域治理，榕江县宰岑村光绪十八年《千三碑记》记载“千三款”21寨统一管理9处公山，形成了协调解决跨村寨山林纠纷的机制。其次，官方引导为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发布护林告示，天柱县雅地村光绪二十五年《镇远司董示碑》明确规定“严禁烧林，违者鸣鼓重惩”。二是裁决山林纠纷，锦屏县南堆村光绪九年《永远遵照碑》记载官府历时20年解决两寨山场纠纷。三是地方政府为民间规约备案，使其获得官方的支持和强化。官方的介入并非取代民间自治，而是弥补“民治”在跨区域、重大纠纷处理中的不足，由此形成“民间提议，官方批准，共同立碑”的互动模式。锦屏县茅坪镇《内外三江木材商场条规碑》由“锦屏、天柱两县商会”拟定条规，经地方政府批示后共同立碑；洪江市黔城镇宣统元年《永垂不朽碑》由“三帮木商”提议，官府制定了“损树一株，补种三株”的规则。这种官民之间的协同机制，既避免了官方治理脱离实际，也克服了民间治理力量的分散等问题。

　　其二，清水江生态治理的规则以“保护生态、保障权益、维护秩序”为核心理念，覆盖了山林权属、育林护林、木材运输三个关键环节，形成了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的规则运行体系。首先，山林权属界定是治理的前提。碑刻通过“四至”描述、纠纷裁决、股份划分三种方式明确权属。锦屏县文斗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本寨后龙界碑》详细记载了后龙山的边界范围；锦屏县岔路村乾隆三十一年《万古不朽碑》记载官府经过“三勘三详”，以“埋石为界”的方式解决黔湘两省的山林争端；锦屏县者楼村咸丰五年（1855年）《四房分派碑》将公山“四股均分”，明确四至范围，有效避免争端。其次，育林护林规则是治理的核心内容。碑刻中的护林规则包括封禁范围、禁止事项和奖惩措施三个部分。封禁范围一般会明确将后龙山、水口山、坟山等列为重点保护区域；禁止事项一般涵盖盗砍、烧山、放牧等破坏行为；奖惩措施通常实行“重罚与奖励结合”。锦屏县魁胆村光绪二十六年《十六甲禁约碑》规定“滥伐林木者罚银十两入众聚款”，罚款用于“吃榔规酒”，通过集体聚餐的形式来强化教育效果。再次，木材运输规制是治理的延伸保障。随着“木材之流动”带来的“一江厚利”，清水江形成了“当江制度”“清赎规则”“江步规则”等三大采运制度。“当江制度”规定茅坪、王寨、卦治三寨按地支年份轮流当江，实现森林资源的轮休养护；“清赎规则”针对洪水漂木问题，平衡木商与捞户的利益；“江步规则”规范木材放运，避免对江河堤坝造成破坏。这些规则既保障了木材贸易的有序进行，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运输环节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其三，多种治理形式有机结合而形成了刚柔并济的实施机制。清水江生态治理的实施机制融合了民间自治的柔性约束、宗教信仰的精神约束与官方治理的刚性约束，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执行体系。首先，民治的柔性约束以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为基础。寨老、款首、族长等民间权威通过“理讲”调解纠纷，通过“喊寨”宣传规则，通过“族规家法”强化责任。天柱县岩盘村民国元年《封禁碑记》载“请凭团证向伊理论，登山验勘，立据封禁”；锦屏县便晃村1985年《公约碑记》规定“火警者，打锣游街喊安全防火一个月”。这种约束虽无官方强制力，但依托熟人社会的声誉影响，使规则内化为民众的自觉行动。其次，借助民间信仰，民众通过“捞汤”“斩鸡”等神判方式解决纠纷，通过“招龙谢土”仪式弥补生态破坏，通过“拜碑祭树”强化敬畏意识。黎平县宰蒙村咸丰四年《永远遵照碑》规定“田土争论，不服则捞汤表白”；锦屏县亮司村咸丰二年《永远封禁碑》规定“砍伐过脉松木者，公罚猪羊招谢”。这些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护林成为“敬神”的必然要求。再次，官治的刚性约束以“国家权力”为基础。官府对严重破坏生态者“送官究治”，对违反规则者依法处罚，对官方裁决“勒石为据”。锦屏县鹏池村嘉庆二年《禁条告白碑》规定“盗砍树木者，众等送官”；天柱县大冲村乾隆五十八年《遵批立碑万代不朽碑》将官府判词全文刻碑，“永绝讼端”。因此，地方政府为治理提供了底线保障，避免了柔性约束在极端情况下的失效。

生态治理的成效与历史意义

　　五百多年来，清水江流域的“栽岩立法”在生态维护、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展现出了持续的生命力和历史、现实价值。

　　其一，从生态层面而言，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林业开发，但保持了青山常在的完整风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栽岩立法”所构建的“保护—利用—恢复”生态闭环系统。首先，从森林覆盖率来看，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森林覆盖水平。据民国《贵州经济》记载，清水江流域“森林较多者，首推天柱、锦屏、剑河等县”，锦屏县“杉木林绵延数十里”，至今仍是我国的重点林业县。这种高覆盖率得益于“轮休养护”机制的有效运行，如“当江制度”使不同流域的木材得以轮流开发：王寨当江年小江流域造林；卦治当江年乌下江流域造林；茅坪当江年亮江流域造林，避免了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其次，从生态功能而言，清水江流域的森林系统发挥了重要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和水土保持作用。黎平县长春村同治八年《后龙封禁碑》规定“后龙山一草一木不得妄砍”，使该村后龙山至今古木参天，成为清水江支流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再次，从生态平衡来看，清水江流域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碑刻中记载的“林粮间作”模式，如锦屏县甘乌村《公议条规碑》允许“栽杉前三年套种杂粮”，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避免了毁林开荒。“防火禁约”如黎平县高洋村《治安规约碑》对失火者严厉处罚，有效减少了森林火灾。这种利用与保护并重的治理理念，使清水江流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其二，从经济发展层面考察，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济持续了500多年的繁荣，关键在于“栽岩立法”成功平衡了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形成了“造林—护林—贸易”的良性经济循环系统。首先，从贸易规模来看，清水江木材贸易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清代清水江木材经沅江运往长江中下游，年交易量最高达百万立方米，仅黎平一府“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光绪《黎平府志》），外来的“三帮”“五勷”等木商在锦屏、天柱等地设立会馆，形成“商贾络绎于道”（爱必达：《黔南识略》）的繁荣景象。其次，从利益分配来看，“栽岩立法”构建了“地主—栽手”的利益共享机制。地主与栽手的分成规则根据山场位置、投入成本等因素灵活调整。锦屏县甘乌村《公议条规碑》规定“四六均分”，锦屏县锦宗村《万古不朽碑》规定“一九均分”，其余在大量文书中记载“主三佃二”“四六均分”成为最常见的分成规则。这种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减少了冲突，保障了林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三，从文化传承来看，清水江“栽岩立法”不仅是生态治理工具，更是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承至今仍对当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文化—治理—生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一方面，从文化认同来看，碑刻已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苗族、侗族等民族将“护林”与“敬祖”“敬神”紧密结合，瑶光苗寨的“枫树粑节”、格头苗寨的“秃杉祭祀”等活动，都是生态文化的活态传承。锦屏县文斗苗寨的《六禁公议》被村民视为“寨宝”，定期举行祭碑仪式，强化对民族生态智慧的认同。另一方面，从规则延续来看，传统治理智慧在当代仍被借鉴和转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水江流域各地新立的生态保护碑，如锦屏县培寨村1983年《封山育林碑》、台江县2007年《九摆村生态保护碑》、雷山县2007年《秃杉保护碑》等，都借鉴了传统碑刻的封禁范围和奖惩措施相结合的治理结构。而“田边地角”的习惯法仍在山林纠纷调解中发挥作用；“栽杉成林，四六均分”的分成规则，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这种历史连续性使传统生态智慧得以传承发展。

　　（作者：吴才茂，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