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两棵树
我固执地以为，埋有一个人的胞衣之地，才配称得上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比如说我，我的胞衣埋在了黔南都匀市沙包堡镇，这儿就是我的故乡。
1966年9月，恰逢中秋节，单身的父亲与他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挤在一辆绿皮火车中，离开济南，经郑州，过武汉，进株洲和衡阳，入柳州，颠簸了三天四夜后，来到黔南都匀市，火车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车站。为支援三线建设，他们这批济南第二机床厂的职工，开始建设都匀机床厂（后更名为东方机床厂）。
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认识并成了家。4年后一个夏日的傍晚，我落生于东方机床厂厂区内的职工医院，我一落地便被打上了“三线子弟”的烙印。
在我14岁离开故乡前，有两棵树，深深地扎根在我记忆中，它们在过去的14年中，以自己的生长叙事记录了我的成长，也以自己的气场覆盖和影响着我周围的一切。我离开时，它们仍站在原地，不停向上生长，不断朝四下扩展。
一
东方机床厂的家属区习惯上以一条水泥路为界，分为前楼和后楼。这条水泥路南北方向，没有名字，向东是前楼，往西是后楼，我家住在后楼的20号楼。和其他居民楼一样，20号楼也是一幢筒子楼，红砖墙面，式样单一，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厂矿家属区的底色和表情。
20号楼仅有一条楼道。从一楼搭着水泥扶手上楼梯，向左拐弯又上楼梯，走到头正冲着楼梯口的住家，便是我家。房子不大，就3间，进门是客厅，左首是厨房，里面是卧室。卧室后窗外，矗立着一棵银杏树，我习惯叫它白果树，它的下半身恰好与我家齐平，它自由伸展的枝叶，自我家厨房开始，一路平行掠过卧室；窗下支着一张高低床，躺在床上，睁开眼睛，我平生看到的第一棵树就是这棵白果树。风吹树叶哗啦啦响，各种鸟儿站在枝头，边踮脚蹦跳边引吭高歌，它们组成了一支小型乐队。
我仰面躺在那儿，又黑又亮的小眼珠像鸡娃啄米似的转来转去，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一会儿点向窗外的白果树。这些声音源源不断地灌入我耳中，它们是如此清脆，如此美妙，准确地击中了我那颗小小的心，我听得高兴了，不知不觉地，手脚便在塞紧的小包被中舞之蹈之起来。小包被陡然散开了，没了束缚，伴随着窗外的树叶响和鸟鸣，我更欢、更疯了……
待我学会了走路，在厨房，搬一张小板凳，跐着凳子站在窗前，隔着钢筋栅栏，一只手探出去扯住树枝，另一只手摘枝上的叶子和白果。如果站在床上，脚下不用跐凳子就能摘到。有时家里没人，窗子忘了关，刮风了，下起了阵雨，将黄金一样耀眼的叶子纷纷吹入厨房和卧室，湿漉漉地贴在地下和床上，像一地一床的黄蝴蝶。斜风细雨黄金叶，让我想起油菜花地里飞舞的黄粉蝶，带给我最初的美学启蒙。
这棵白果树与我家的日常生活隔着一道围墙。围墙系青砖砌就，呈半包围状，略高于一楼。我冲出家门，绕过半边围墙，跑到白果树下。四下就挺立着这一棵孤零零的树，它的身旁是似一床绿毯的稻田，插栽不久的秧苗绿油油的，要不是田里还蓄着水，我恨不得躺下打几个滚儿。白果树水缸般粗的树干笔直冲天，仿佛是木匠常用的那种最粗铅笔的无限放大版。“铅笔”被移栽到了泥土深处，笔尖朝上，信手在宣纸似的白云上涂鸦着情书，一眨眼就被风吹送到了远方。我们几个后楼的小伙伴，手拉手围起一个圈，才能环抱住它。我不敢攀爬它，它长得那么高，那么直。面对它，我像是从小人国来的人，我搂不住它，它笔直的干也无法托住我幼小的身体。但它的底下却是我们的乐园。
黔南山区自有小气候。雨水多，说来就来，有时玩着玩着，村庄那边还出着太阳，树这边却突然下起了雨，我们忙不迭地往树中央靠了靠，树撑开它的伞盖，替我们挡住了雨。地面上潜伏已久的潮湿与霉烂，被雨水激活了，霉味翻身一股脑地向上涌来，呛得我们捏着鼻子，直皱眉头。
春天来临，一树绿叶仿若吐出无数扇形的绿舌头，说得清一岁一凋零和重生的秘密。我们站在树下仰着脖子，等待勇敢无畏的大孩子爬上去摘一簇簇树叶扔给我们。我们三下两下地就将那叶子扯成了小鸟，一手捏着叶子，另一只手拽着茎，仿佛一只大雁不停地扇动翅膀，细微如发的气流淌来淌去。
到了盛夏，静悄悄的午后，我们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聚集在树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圆镜，各自寻一块阳光灿烂的地儿，一束束光柱越过围墙，射向室内，一圈圈明亮的光斑淘气地跳跃着，奔跑着。很快，吼叫与骂声搅碎了宁静，紧接着一盆水浇了下来，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渐入秋天，风扬起深藏不露的刀子，金黄的叶子相互追赶着扑向地面，仅仅一夜便铺了一地，像是谁失手打翻了颜料罐。
我们捡起树叶洗净晾干，夹在书里，一整本书，夹了一个不长的秋天。橙黄色的白果簌簌落了，打着滚儿，惊慌失措地滚得满地都是。白果外面包着一层浆肉和皮，搓破沾到手上，味道不好闻，就着自来水管，哗哗地冲洗半天，凑近鼻子边，仍然有隐隐约约的臭味儿。我们用石块砸开它洁白光亮的表壳，剥出里面的果仁儿，尝着却又苦又涩，曾经听过的关于它怎么好吃的谎言，像一个肥皂泡，碰到空气就破灭了。
下雪了，树叶掉光了，几粒干巴巴的白果寂寞地挂在枝头，它们身上散发的气息反倒护了它们周全，鸟儿再饥饿也不会啄食它们。树看上去似乎无牵无挂一身轻，第二天，它便浑身开满了刺眼的雪花，压得它喘不过气来。
窗内的我与窗外的白果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成长。我是幸运的，有这棵白果树一直在陪伴我成长，它见证了我从出生到长大的日日夜夜和点滴细节，是我的避风港、消息树和幸运树。没有什么能够逃过它的眼睛，它将有关我的一切都存储进了自己的年轮中，就像时时刻刻地在替我拍摄和记录，又通过一茬又一茬绿了又黄了的叶子反反复复地讲述给我听。许多年后，我写了《三盏灯》《三张床》《青春期》《蒲公英》等一系列散文来记述我的成长细节，这棵白果树牢牢地扎根在它们中间，它的枝叶则化作了一颗颗文字和一个个标点。
二
据说，无论江河还是湖海，所有的水在地底下都是相通的。树亦如此。不管一棵树长在哪儿，在地底下，所有树的根系也都是相通的。
1947年11月，跟随部队南下剿匪的外公第一次来到黔南荔波县。在这儿，外公生了一场疟疾，无法继续跟随部队前进。他先是滞留在荔波养病，最后干脆留在荔波一边剿匪，一边建设新荔波。外公外婆在荔波先后生了我母亲和我的姨舅们，因此，我要感谢这场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疟疾，是它改变了一个普通家庭乃至家族的命运轨迹。
那时，我父母都在东方机床厂工作，父亲是厂职工医院的医生，要值夜班；母亲是厂配电室的电工，经常要“三班倒”，无暇照顾我，有时就将我送到荔波的外公外婆家。都匀距荔波不到200公里，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每逢春节前夕，天寒地冻时，父母总是领着我和弟弟雷打不动地乘着那辆老牛似的长途汽车。我们一早动身，汽车沿着盘山路慢腾腾地走，中午时好像掐着表一样准地到达甲良镇。我们在小饭馆里吃上一碗米粉，继续上车慢悠悠地赶路，约莫黄昏时分出现在登高坡，一路蜿蜒着下去，听着除夕渐渐密集起来的鞭炮声，来到荔波，依偎着外公外婆过年。
故乡的第二棵树现身了，这是一棵榕树，它同样会在许多年后枝繁叶茂地扎根在我的作品中。我相信，隔着不到200公里的距离，它与我家楼后的那棵白果树本是同一条根系，它们像两个点，连接起了我完整的故乡。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两点一线，开始和尽头通向的只有故乡。
这棵榕树足够老，也足够大。在这座足够小的县城，它比任何树都有资格被叫作老榕树，但我偏爱叫它大榕树。外公来到荔波时，大榕树早已经在这里扎根了几百年，它一直站在那儿，渐渐地将自己站成了中心。它面目沧桑，枝干遒劲，浓荫蔽日，掩隐了半条青石板路。环绕在它四周的，是县委、县政府，是林立的商铺，与它有关的有“榕树脚舅妈家饭店”“榕树脚彭氏豆花面”等，店铺的主人都是县城的老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它的荫庇之下。
整个县城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他们的出行，都以大榕树为坐标，他们出门时会交代家人说，我去榕树脚的某某家——他们爱对着它谦恭地说“脚”，而不习惯说“下”，脚低到了尘埃，他们本来就奔波过活在它的脚下，仿佛是它的子孙。
当时县城仅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主路，叫向阳路，这路看起来油亮可鉴，走上去却坑坑洼洼，每一块青石板都像教我美术的罗老师长满麻子的脸。隔着向阳路，斜对着大榕树的，就是邓恩铭故居。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许多个寂静的夏日午后，我头顶着炙热的阳光，走进大榕树的浓荫中，顿觉浑身清凉，神志清醒。我来到向阳路边的书摊上看小人儿书，看得入了迷，直到守摊的老奶奶要收摊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书摊。在回外婆家的路上，夕阳滑过大榕树，余晖洒在青石板路上，仿佛泼了一层油彩，青石板路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我每天在向阳路上走来走去，邓恩铭故居就在向阳路中段，去时故居在左，回来时故居在右。我走着邓恩铭走过的路，仰望曾给他荫庇与欢乐、如今也即将见证我从童年步入少年的大榕树。大榕树垂挂如帘的枝叶，仿佛轻轻拂过我的心灵，让我受到深深的陶冶。
14岁那年夏天，我随调动工作的父母离开贵州，从黔南搬到父亲的故乡鲁南，第一次在故乡与异乡的流转中产生了乡愁的荷尔蒙。高考后，我恰满18岁，正是盛夏时节，我第一次跟着母亲重返荔波，在大榕树气根披拂如美髯公的记忆中寻找我的童年。我久久地流连在它身旁，摸它深褐色的树干，握它青翠欲滴的树叶，回望、追忆和修补时间深处的一切，它们中有的被岁月带走了，有的在路上丢失了，还有的残缺了。大榕树像个宠辱不惊的老人，在看见我的一刹那，哗哗扯开它记忆的拉链，纷至沓来的是我的童年快乐和少年懵懂。
我也第一次走进邓恩铭故居，看到一张邓恩铭与他的同学们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合影，正是从看到照片上邓恩铭样子的那一刻起，我便萌生了书写邓恩铭的强烈冲动，迄今已近40载。直到2024年底，我创作完成了一部长篇青少年成长小说。因为这部作品聚焦的是邓恩铭在故乡荔波从出生到离开奔赴山东的16年生活，我就用他的乳名“老乖”，加上荔波的地标“大榕树”，将这两者组合在一起，遂命名为《榕树下的老乖》。
三
离开沙包堡镇30年后，在一个暑假，我第一次带着妻子和儿子，专程去看我们曾经的家。老房子仍在，由于筒子楼改造，门不再冲着楼梯口，而改到了左侧，公用的水池和厕所都拆了，挪入了室内，过去储存煤的炭池子没了，多出来的空间被砌进了室内。此刻，房门紧闭，两边的大红春联都褪色了，门上红彤彤的“福”字落满了灰尘，外面的纱门上结着蜘蛛网，隐匿的蜘蛛受了惊吓，没命地到处乱跑。
我们的房子曾经住过一家四口，飘荡着我们的鼾声和气息，也寄托着我像寄居蟹一样的乡愁，如今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我被冷漠地关在了门外，这不是有没有钥匙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曾经的家近在眼前，它却彻底拒绝了我，站在它面前，无论怎么辩解，我都是一个非法的闯入者和窥伺者。30年中，我不知道它换了几茬主人，这是一幢房子的宿命，我们能够搬空房子中所有能搬走的东西，却无法像一只蜗牛随身背着房子。看这副对联和“福”字，此房相当一段时间没人住了，它现在的主人也无心打理它，过新年了，他连门旁的春联和门上的“福”字都懒得一换。他肯定有了新房子，也许他已经忘了自己还有这么一处旧房子。
我们绕过半边围墙，来到楼后，去看我的老白果树。我侧着身子，穿过密集的房子，踏着半人高的杂草，焦灼地寻找着老白果树。举目四望，一遍又一遍，哪儿有它的踪影？即使它被无情地伐倒了，也应该留下一个水缸般粗的树桩，周遭或许会顽强地冒出一棵棵新绿，也应该有手指或胳膊粗细了。除非它早已被连根刨起，可那么大一棵树，得耗费多少力气，又需要多么坚硬的心肠，对它怀着多么深的仇恨，才能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仿佛从来未曾存在过，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我曾经以为它仍站在原地等着我，也天真地相信凭它的“德高望重”，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它，可我错了。
我不死心地继续寻找，终于让我找到了，不远处，有一棵胳膊粗的白果树，像那棵老白果树年轻时一样树干笔直，枝叶繁茂。我不敢肯定这棵白果树与它有着什么亲密而必然的联系。但我清楚，没了它，我找不回我的童年了，我的心底涌起一阵阵悲哀，那种深埋地下久违的潮湿与霉烂，一瞬间被激活了，冲上了我的脑门。
幸运的是，我还有荔波的大榕树。大榕树没了与它相依为命的老白果树，有些形单影只，但它坚强地扶住了摇摇欲坠的自己，虽然望上去更见苍老，却依然蓊郁翠绿，掩隐了整条向阳路，还有一代又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记忆。在它不停向上生长、不断朝四下扩展的叙事中，关于故乡，关于它浓荫覆盖和见证的故事，我仍要继续讲述下去……
（作者：简默，系山东省枣庄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