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典礼赋创作与大一统

　　古之为文宗六经，刘勰《文心雕龙》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袁栋《诗赋仿六经》云：“赋体恭俭庄敬似《礼》。”说明赋体与六经之《诗》《礼》密切相关。唐代礼乐勃兴、典礼活动频繁，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文坛上掀起了创作典礼赋的热情。宋李昉《文苑英华》收录唐代的典礼赋，主要包括在朝会、禋祀、耕籍等类别中，数量多达90篇。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专设“典礼类”，包括朝会、祭祀、藉田、明堂、乡饮等，其中唐人赋作近50篇。典礼被认为是一种仪式化的程序结构，它具有丰富的象征内涵，如社会身份的确认与文化经验的认同、道德理想的提升与内在超越的实现、等级秩序的建立与政治秩序的形成等。唐代典礼赋则因描摹各种繁复的典礼仪式，而具有宣扬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政治意义。

敬天尊祖：王朝统治的合法与正统

　　《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明确天地、先祖、君师为礼的本源。此种礼制文化无疑对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唐一代即涌现出大量与礼制文化相关的文学作品，典礼赋乃其中之突出代表。

　　郊祀礼历来被推崇为天子最重要之礼，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认为“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唐人对天子郊祀礼也有诸多描述，其思想体现之一就是敬天尊祖意识。古人认为大自然是神秘的，因而对大自然抱以敬畏与崇拜，这首先表现在对“天”的信仰上。天是有意志的神灵，是万物的主宰。天子之祭天，主要是向上天报功并希冀得到上天的庇佑。对于唐统治者来说，举行郊祀礼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明天道、敬天报功，另一方面将天道与王道紧密关联，为王道政治与王朝典则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说，君主往往通过祭天来凸显其君权天授的神秘性与王朝统治的权威性。贾餗《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赋》曰：“惟天为大，惟圣奉天。……展敬乎皇心，报功乎元造。……祀皇天于郊，为能飨帝。”明确祭天即是为了敬天报功、尊祖报德。王起《諲六宗赋》曰：“王者稽祀典，竭至诚。……爰是崇而是畏，必惟一而惟精。”可见对上天的尊崇和敬畏，是祭天时最重要的态度。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情境，需举行不同的典礼，由此国家建立起一整套固定的礼制。在这些充满宗教信仰的敬神典礼中，唐人有着共同一致的目标，即祈求国泰民安、国运昌隆。

　　杜甫三大礼赋中，首推《朝献太清宫赋》。赋曰：“烁圣祖之储祉，敬云孙而及此。”“圣祖”即老子，从天宝元年始，老子累加增谥，逐渐与李唐宗祖并论，甚至凌驾于太庙之上，由此形成了“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南郊”的固定祭祀程序。赋文首先称赞李唐王室之崛起与天下承平之功绩，中间按照时间顺序详细铺陈祭祀仪仗之盛、祭品之丰、备物之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祭祀仪式中天人感应过程的描述：“则有虹霓为钩带者，入自于东。……条弛张于巨细，觊披写于心胸。……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云而留六龙。咸詟跖而壮兹应，终苍黄而昧所从。”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以来，历朝统治者往往把王朝统治与天道联系起来，认为王朝统治是顺应天意的结果，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诏云：“李氏将兴，天祚有应。”高宗仪凤三年七月诏云：“上天垂祐，宗社降灵。”皆相信天帝，强调上天的护祐，故应尊天敬祖。陆贽《东郊朝日赋》云：“国家钦若天命，率由时令，矫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亦宣扬一种君权神授的观念。统治者由此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

　　郊祀礼特别是封禅礼，其核心思想乃天命观，这既是皇权合法性的体现，也是朝臣百姓希望国家秩序稳固的普遍心理需求。也就是说，为了证明封建皇权的合法性，国家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典礼系统。皇权如何才能合法、合理呢？它必是受于“天命”。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典礼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不仅为社会秩序确立了理论支点，且为政治权威找到了根本依据。杜甫在《封西岳赋》中，对封禅典礼中隆重的场景、神圣的氛围、严整的秩序等进行了详细的描叙与渲染，其目的在于证明皇权之受于天命，并由此展现国家秩序和思想信仰。明堂礼制亦与统治者意志、国家政权紧密关联，建明堂成为宣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刘允济《明堂赋》开篇强调受天之命，宣示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因殷成于五帝，继周道于千古。统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歌颂正朔统绪。崔融《代百官贺明堂成上礼表》亦云：“尊祖扬祢，严禋之德再光；统天顺时，布政之道尤急。”从礼制层面确立了武周政权的权威性、合法性。刘赋描摹明堂形制的壮美、崇高：“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极乎皇穹……雷承乾以震耀，灵大壮乎其中。”实质上隐含着为统治者寻求政权合法性、权威性的政治诉求。

崇礼重德：王道政治与大一统

　　唐人尊崇周礼，其要在义。《周礼》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李蒙《耤田赋》言帝王行籍田之礼，主要在于传承躬耕之义：“则躬耕之义也，从古以然。”《汉书·礼乐志》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所言即崇礼制与行王道之紧密关联。王道政治的核心是实行德政，那么，礼与德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礼旨在“纳上下于道德……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可见礼与德是表与里、外与内的关系。周人重礼尚德，始终将“德”作为“礼”的核心。

　　唐代典礼赋中对各种典礼的描摹，其实质是对唐统治者以德治国及恢弘盛大、天下一统的大唐气象的赞颂，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赋中“德”“明德”等字词频见。如李蒙《耤田赋》：“于以祈社稷，孝享之德宣”；阙名《藉田赋》：“帝王之德，无以加于孝乎”；贾餗《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赋》：“明德惟聲，祝史陈辞而不愧”；马逢《西郊迎秋赋》：“人心不惑，君德用明”；崔损《明水赋》：“明德惟馨，神人是听”；李程《黄目樽赋》：“饮于明德，知黍稷之非馨”等。所谓“明德”，即崇尚德政、重视帝德，而以德配天则是重视帝德的首要体现。徐伯彦《南郊赋》强调中宗的功绩“虽配天复禹，继嗣兴汤者，不其恧欤！肇允神圣，浸发葆命，芬德馨香，崇庸祗敬”，明确修德、敬德以配天命，只有德高之君才能配天。

　　李白《大猎赋序》曰：“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指向辞赋润色鸿业、光赞盛美之功用。萧颖士《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赋》赞颂君王的仁德与无为而化的政治：“致洪化于仁寿，岂不由录敬于大祭？……观祀事于国典，仰明灵于有昊。”王起《东郊迎春赋》亦表达对王道之治与君王之德的赞颂：“握金镜而明王道，调玉烛而昭国体，莫不在迎春之盛礼。”再如陆贽《东郊朝日赋》曰：“明至乃照临下土，德盛则光被四国。”称颂君王德被四方、仁化天下。欧阳詹《明水赋》曰：“和气旁通，帝德与晶德俱远；清光相对，帝心与日心齐明。……惟天德与圣寿，配朝曰而长新。”将帝与天、日相配，突出帝德之高洁；天德永存，则圣寿无限，国祚昌盛。李白《明堂赋》则以激动自豪之情叙述大唐帝国的创建历程，宣扬其赫赫声威：“伊皇唐之革天创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顺，赫然雷发以首之。……钦若太宗，继明重光。廓区宇以立极，缀苍颢之颓纲。……”赋末曰：“宗祀肸蚃，王化弘恢。镇八荒，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流露出对恢弘王化与帝王盛德的由衷赞叹，宋朝姚铉编《唐文粹》，将其置于古赋“圣德”目下，可谓深谙此赋主旨。

　　徐彦伯《南郊赋》曰：“帝唐八十有五载，鸿徽铄于县宇……于穆我皇，纂戎而昌，青气摇社，白云入房，与天地合契，与日月齐光。”“帝唐”“皇唐”“我唐”“我皇”“我君”“我圣君”等语汇的使用，是大唐集体意识的体现，这种集体意识使赋家对大唐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颂扬帝王与日月齐光的卓越功绩。王起《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曰：“我皇上制百蛮以德泽，刑八狄以威灵。俾旷代之绝域，同一日而来庭。……仰天威以怀柔，化彝德为悃款。”这是一篇典型的反映朝会礼的赋。朝会礼属于宾礼，《新唐书·礼乐志六》云：“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此赋充满了对朝会礼仪的铺陈描绘与礼义的赞美表彰，由远人之进贡朝觐见臣服之心，由其臣服之心更见帝王之卓越功勋，由此展现大唐帝王怀人服远、德泽四方的礼制观。

　　王符《潜夫论·德化》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可见德政乃王道政治的理想治国模式。唐代赋家的崇礼尚德，乃是对唐王朝王道之治的赞颂，而这亦与大一统的政治图式契合无间。

　　（作者：周兴泰，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