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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我国文艺批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理论、新学说、新成果层出不穷，但在繁华喧嚣背后也隐约传出“批评危机”“文论困境”的声音，部分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地域文化和文学土壤的差异性，西方文论不是普遍准则。运用西方文论解读中国文学，尽管可以开阔视阈、启迪思维，但也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中国文学经典在某些“舶来”的新方法、新概念、新名词裹挟下，文本原生话语在遮蔽中走样，文学内涵也被无限度扩容，尤其是已经尘埃落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倾向愈演愈烈，甚至闹出许多学术笑话。
强制阐释是针对当代西方文论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提出的新概念，“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张江《强制阐释论》），其特点有三：一是场外征用。借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对文本进行粗暴曲解。在当今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文艺评论界，部分学者在本土理论“失语”的不自信和话权不对等的焦虑中，将蜂拥而至的西方文论不加思辨和转化，直接“拿来”评点中国文学，势必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局面。如有论者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诠释中国古典诗歌，因杜诗中反复出现“花”的意象，而认定“花”即杜甫欲念的表征，这样的泛性论调在文论界屡见不鲜。二是主观预设。无视文本原生含义，颠倒认识路径，立场前置，观点先行，胸中早有定论，剪裁文本予以佐证。如有人仅据《礼记》有“无征不信”一词就说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具有科学实证精神。其实《中庸》原文为“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民弗从也”，大意为先王的礼制虽好，但因无法验证，就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听从。此论者为证明自己预定的观点，断章取义。三是非逻辑证明。论证和推理违背逻辑规律和基本常识，得出无效甚至谬误的结论。如二十世纪初，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以先秦典籍中缺少对屈原的记载，就否定屈原的存在；还有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中著录的《柳耆卿记》《杜丽娘记》，学界一贯认为是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杜丽娘慕色还魂》的“简称”，而新文献《稗家粹编》的发现表明这只是史料局限下的非逻辑推理。
强制阐释的表现策略亦有三：一是硬性镶嵌。将场外理论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曲意迎合，经过话语转换，将“原生话语”转换为结论所需的“再生话语”，偷换概念，暗调主次，做出符合场外理论和主观预设的阐释。如有学者运用“符号矩阵”理论阐释《聊斋志异·鸲鹆》，将一个简单幽默的小故事解读为人道和专断的冲突，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二是词语贴附。用外来新概念、新术语、新名词给中国文学贴标签，标新立异，博人眼球。如有人以符号学理论来阐释《西游记》，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对“玉帝符号系统的暴力祛魅”，金箍棒被解读为“流动的性别符号”，甚为荒谬。三是溯及既往，用后生理论阐释先在文本。如有论者解读《诗经》，因《诗经》中有大量“弃妇诗”，便认定周代是一个普遍压迫、奴役女性的黑暗时代，纯属“子非鱼”的臆想。
过度阐释是西方文论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的又一弊病。古人云：“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文学以其丰富的内涵，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也正因此，文学批评才会出现过度阐释的现象。“过度阐释”是指研究者脱离文本，根据一己之经验推导出并不存在的文本之外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主张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但现今的许多学者，在文学评论时往往信马由缰，妄加揣测，对文本进行无限度推衍。如一些学者将《红楼梦》的意旨无限放大，对小说母题和人物原型的探索由实证走向神秘化，更有论者把贾宝玉的“痴傻”行为归结为“俄狄浦斯式情结”；或将《孔雀东南飞》焦母驱遣刘兰芝解释为“母恋子”的潜意识，这些推论令人错愕。朱光潜认为这是“移西方戏剧之目，抉中国抒情诗之心”。跨文化对话，应如陈寅恪所言“在历史文化脉络中理解之同情”，而不是理论方法的简单移植。
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仍是文学场域的释读，而后者则是征用场外理论，依托文本，证明其前置理论和先在观念的正确性，文本不是核心，只是佐证，文学阐释过程不是审美体验，而是场外理论的求证实验。二者的共同之处是超越了文学既定内涵，迷失了文学的本真。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出现的根源在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古代文论的生存语境的暂时缺失，现当代自主文论体系又未建立。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应杜绝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让文学批评回归本位，进行“本体阐释”。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拒绝前置立场和先在结论，力戒无约束阐释。本体阐释不同于西方文论中的文本中心主义，也有别于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它是按照文学发生“作者—作品—读者”三要素，将文本阐释分为三个层面“核心阐释—本源阐释—效应阐释”，以文本为核心，阐释特定文本所蕴含的原生话语，但文本不是唯一和全部，还要通过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挖掘文本潜在的次生话语及受众反应的衍生话语。本体阐释倡导以文本为主体，对文学进行客观准确、恰如其分的解读，拒绝生硬比附、先入为主、任性批评、随意夸大，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近代以来，受西方批评话语体系影响，部分学者主体本位意识缺失，习惯以“西方中心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然而，中国文学具有极强的主体性、民族性和独特性，西方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实际之间存在先天的隔阂，这就要求在文学研究中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具国际视野和全球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唯有如此，方能在国际文学场域中掌握定义权、话语权。一方面要破除对西方理论和批评范式的迷信依赖，摆脱“以西格中”的思维框架，反对拿来主义，拒绝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警惕概念平移陷阱，避免自证式解读的阐释循环；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文明互鉴，取长补短，推动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改造，使其更好地为中国文艺研究服务。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应秉承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真实，建立以本土经验为核心的阐释框架，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和文艺创作百花齐放。一方面要融入新兴的数字人文技术，借助文学批评数据库与可视化分析工具，构建“创作—传播—接受”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批评模型，发展“评点式”“交互式”批评等新媒体话语形态，形成符合我国文学实际和时代发展需求的文艺批评理论；另一方面要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深入中国场景，继承传统，守正创新，推动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充分挖掘和创新利用古代文论资源，提炼具有普适性、标识性的批评话语，将其规范化、系统化和经典化，建构出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方法和批评体系，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研究范式和中国气派的研究格局，建设现代阐释学的中国学派，进一步推动中国学、古典学等中国学术话语走向世界，为国际文艺研究贡献方法和理论工具，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发扬中国学术的世界意义。
（作者：邱林山，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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