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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是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在此之前，他已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又专注于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再提升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由文体而文体学，由研究而史论，从现象升华到理论，他的治学理路赫然可见。
近些年，我正组织团队编纂《历代文话新编》，看到吴承学及其团队的研究，每每让我发出“吾道不孤”的感慨。此书五卷皇皇近二百万字，粗陈几点翻阅后的感想，聊向承学和各位读者请教。
返本归源 再探新路
中国古代文体学植根于传统中国的礼乐制度、政治结构和社会网络，立基于文字语言的音形义特性，是一门颇具民族特色的学问，在我国古代学术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清光绪二十九年冬（公历1904年1月），张之洞实际主持拟定的“癸卯学制”正式实施，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门科目”多有规划，在“中国文学研究法”中说明“研究文学之要义”共计41项。不久，执教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遵此“要义”，撰成了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该书十六篇，其中十篇论文体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在张之洞、林传甲等人的观念里，“研究文学之要义”最重要者乃在文体。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同时颁布的《奏定学务纲要》对中国各体文更有特别强调：“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由此可见，在传统学术视野下，文体是中国文学的机枢。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古代文体种类之繁多，辨体理论之成熟，作家对各类文体特征把握之深入，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由焦循发端而为王国维光大的“一代有一代之胜”说，讲的就是文体问题。中国文学史上的每次文学新变与繁荣，都与某种新文体的出现或旧文体的重大革新息息相关。
颇堪玩味的是，与林作几乎同时撰成的东吴大学黄人《中国文学史》却略无保留地倾心于西方传入的“文学”“文学史”新观念，广引外人言论，提炼出六条“文学之特质”（如娱人为目的、摹写感情、不朽之美等），与当时吸收西学、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此呼彼应。该书沿承西方“上世”“中世”“近世”之法，每世又参酌中国王朝体系依次叙列，其所论作家作品之文类，大致包括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种，特别是对小说、戏曲的重视，被认为是文学史现代书写的标志。黄氏在第三编“文学之种类”给文体留下了位置，但与林传甲大篇幅讨论文章文体乃至以文体贯穿文学史写作的做派大显异趣。这两部最早由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所呈现的取舍不同，恰好指向了文体学在20世纪初“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特殊遭遇。
如今来看，林、黄两书各有所长，难分轩轾。林书重传统，黄书开风气，在文学史学史上均堪表彰。黄人所秉持的文学史标准，以审美为核心，重形象、重抒情的西方“纯文学”观念，也成为后来文学史衡量中国古代作品的主要标尺，而部分强调实用性的文体则被逐渐忽视。本来，我国古代文体论的特点就是在实际应用的要求下对各种文体提出艺术性、文学性的要求。刘勰《文心雕龙》讨论了30多种文体（不包括小类），无一例外地都有文学因素的体制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把它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这对以后的文章理论和写作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在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下，不完全符合重形象、重抒情的传统文体学就被边缘化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响亮。我认为，如果要真正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恐怕首先就要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体学和文章学。没有对古代文体学和文章学的返本归源，就无法真正把握中国文学的特点，“重写文学史”就很难找到突破口。“中国文学”中的“文学”不应该与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的“文学”完全等同，我们应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照下，对其重新分析和评价，尤其是揭示其中本就包蕴着的文体学与文章学意涵。
那么，怎么才能揭示“中国文学”所包蕴的文体学与文章学意涵呢？这就仍要从原始文献出发，由基本观念和重大问题入手，借助学界同仁的集体智慧，探索一条立足本土、镜鉴西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立足文献 因时而异
文体学的发展与文体发展密切相关，但又并不完全同步。理论上，文体的发展应早于文体学的发展，而实际上，文体学尤其是文体观念有时又能超前于文体，引导、解释文体创作现象。
本书根据各个不同时期文体与文体学文献的不同，很好地处理了文体与文体学之间的关系，对每个时代的文体学特性把握都很到位。
先秦时期，文体尚未定型，直接表达文体观点的文献不多，文体学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文体意识与文体观念。故而，作者便从早期文字的构形与规范、早期文献的命篇与命体、文辞称引等角度切入，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揭示早期的文体观念如何涵育并开启了后世文体学的发展。
魏晋为众体大备之时，文体学文献丰富，学界讨论较多，作者则对人物批评、总集编纂、文笔之辨与文体学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并就玄学、小说、佛道等对文体的发展影响以及与文体论的互动展开了讨论，此卷又特别拈出“文体谱系”一目，尤为魏晋文体学的关键，独具只眼。
唐宋而下，至于明清，文体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辨体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这两卷提出的许多命题如文体类聚格局、四六及时文文体、史传说部入集现象、别集凡例批评等，都很有时代特点。
至于晚清民国，不仅是文体学的总结期，更是转型期，于是作者便在传统论题之外又关注西学输入、白话文兴起、报刊大盛所带来的新的文体学问题。
凡此种种，无不是遵从文体学发展的时代面目而设置论题，文体学之历史长河与文体文献之河床，相应变化，渐次展开，正有东坡所谓“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之妙。这虽是“文体学史”题中应有之义，却也是很难达到的理想境界。
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
“文体学史”的根本是“史”，其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勾画出文体学的演变轨迹，但是倘若仅仅停留在描述对象的表面变化过程，而不能就文体学递嬗的外部因素、内部机制加以逻辑分析和合理阐释，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史”。
此书则能坚持以探求文体学的发生动因、社会根基、文化内涵、形态特征为基础，从具体的问题切入，如职官制度、图书编纂、学术风气、著述体例、谱系构建、流派纷争等方面，来揭示文体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这就避免了一般的线性描述，从而加深了史与论的互动。
比如第一卷讨论“九能”，这本是先秦时期对士大夫文辞、礼仪、言语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但经后世的阐释，便逐渐演化为文章学命题。该概念的接受内涵，是和后世文体学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作者借助各类文献，既留心于原始语境的讨论，又揭示出发展流变的轨迹，史与论相得益彰。
又比如第四卷“明清别集的冠首文体及文体学意义”一章，原是一个文集编纂的问题，其中以何文体冠于书首，所反映的却是文体价值谱系。自《昭明文选》而下，文集编纂本有相对稳定的文体编次传统，然而这种体例在后世又随着文学思想的变化而发生了更革。作者分体梳理了明清别集冠首文体的复杂性，彰显出明清文体理论与实践的自觉性，阐明了其中的文体学意蕴，寓史于论，颇见匠心。
诸如此类有意义的新问题，在此书许多章节中都有表现。这些新问题都是从原始材料出发，以史的眼光梳理文献，才能够提出来的。
通变互摄 以变观通
“文体学史”重点在描述对象的动态过程，“动态”无疑是必须坚守的考察立场。具体到文体学来说，它的动态性是承与变相辅相成的。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经典的文体学研究模式，他已经特别留意了文体论的通变关系。而吴承学在其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序言中又提出“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方法论，以期能建设有时代特点和学术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这是在研究理念上的重要突破，也是新时代以通变论文体学的内在要求。
吴承学的这一治学理念，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中多有贯彻。纵观全套书，一些文体学上的核心问题都作了通与变的处理。譬如同是图书编纂，汉代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活动昭示着文体溯源观念走向明晰化，六朝《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则意味着文体学的自觉，到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乃是理学对文体学渗透的产物，而元代《文筌》又蕴含了科举背景下的文体谱系重建，至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其名就已显现出明代辨体理论的繁荣。这些都是通过梳理历史传承脉络来揭示其新变的。又如新兴文体带来相应的新型文体观念，词体在宋代的成熟，八股在明代的崛起，戏曲在明清的繁盛，骈文在清代的复兴，无一不因之而产生新的文体学讨论，它们与制度之变化、风俗之转移、礼仪之兴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内容也都在书中有很好的论列阐述。
此外，全书在点、线、面的统筹安排上，也能有所兼顾，每卷前对此一时段的文体学著述、特点、脉络都有概括，各章逻辑体系亦能自洽。对于这样一部积十数年之功、合众学人之力的大书来说，自是需要花不少心力协调的，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算得上是文体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不仅为当下的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更有望在跨学科研究、古代文学与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为重大项目团队式写作提供经验，助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
（作者：王水照，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