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从事研究工作60余载,专注于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及民族文字与文物的探索,在治学路上有些许感悟,愿与同道分享。
做学问即是从事创新工作。创新研究有难易之分,有深浅之别,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在最为艰难与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之中。
西夏文有6000多个字。1962年我读研究生时,学术界能识认的西夏文不足一半,还难以翻译原始的西夏文文献。1972年,我见到了苏联刊布的中国黑水城(现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西夏文《文海》影印件。《文海》是一部西夏文韵书,其中每个西夏文字下面以双行小字注释,对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我认识到这部书是开启西夏文字大门的锁匙,具有巨大科学价值,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尽管当时单位还未恢复正常工作秩序,搞业务无任何功利可言,我仍独自开始了《文海》的翻译工作。经过3年多夜以继日工作,我将这部共有110页、3000多条目的文献初步译完,所识西夏字渐次增多。后来同事白滨、黄振华陆续参加此项工作。为便于校字形、定字义,我们将《文海》条目和译文复制、裁剪,做成数万张卡片,分字排列,使同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之处都汇聚在一起,经比对考证,使绝大部分西夏文字得到诠释,极大提升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
学科之树,根基在于资料。特别是像西夏学这种历史文献资料稀缺的学科,寻觅新资料更显重要。1908—1909年,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西夏文文献,数量不菲,价值惊人。探险队将其席卷而走,造成中国文物的重大损失。这些文物对研究西夏十分重要,而俄方刊布的文献很少,大部分秘藏于馆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最大努力使这批文献公之于世。1992年,受中国社科院委托,我开始与俄方联系共同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文献事宜。后经多次协调,1993年春,我代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在出版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我于1993年至2000年4次率团赴俄进行整理和拍摄工作。为早日完成任务,我们参加此项工作的中方专家每天都主动加班。至今,这项工作持续了31年,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31册,使流失海外的大宗重要文献再生性回归,大大丰富了西夏学资料园地,开辟了西夏研究的广阔前景,圆了几代学人的梦。见证这些关键性资料出版而使西夏学由“冷”到“热”,使深藏于秘阁的文献活起来,我感到无比宽慰。
学术研究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振兴学术、服务社会。有此追求,才会有持久不懈的学术动力和不惧艰难的勇气,创造出高品质的成果。
1997年我在俄罗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共1500多件,包括户籍、账籍、军籍、契约、告牒、书信等。这些都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学术价值,然而它们多为难以识别的西夏文草书残卷。自那时开始,我集中精力摸索着对这批文书进行翻译、定名。西夏文解读已难,释读龙飞凤舞的草书则难上加难。面对上千件西夏文草书文献,整理、翻译只有我一个人,虽感势单力薄,但学界对此翘首以待,我决然挑起这副重担,不仅每天在电脑前精心辨认、揣摩推敲,出门在外,无论在公交车上、地铁里,还是在候机室、座舱内,我都会拿出西夏文文书进行识读。这是一项既艰辛又有乐趣的工作,我常为一个难字的破解、一件新的重要文书的释读、一个重要问题的发现而兴奋不已。经过漫长的8年,我在2005年交出了社会文书的定名,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13、14册的撰写。这期间,我还译释了不少重要文书,发表多篇论文,开辟出西夏社会研究另一片新天地。
西夏学往往被归入“绝学”或“冷门学科”,但其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很广。我原是学语言学专业的,但随着不同门类西夏文献的发现,就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学习新的知识。这首先要阅读相关学科的学术史和大量原始文献,还要请教这一领域的专家。除我的导师王静如先生外,我还不断向印度学家季羡林,史学家翁独健、蔡美彪,宗教学家任继愈、王森、郭朋等先生请益。
学习新知识,就要花费大量时间。我过去每天工作学习超过10个小时,80岁以后仍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早已成为我做学问的信条。研究西夏和民族历史,还要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考察。几十年来,我先后在凉山彝区调查实习,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西夏石窟,在西北五省调研西夏故地,在安徽等地探寻西夏后裔,在西藏访查社会状况,此外还到海南、广西、云南等地做短期考察。这些实地调查,使我受益终身。文物是历史留下的直观实物。我到各地考察、开会,尽力多探查文物遗迹,参观博物馆。我被遴选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后,更加关注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民族文物。我将实地考察所得,与历史文献、出土文献相结合,把新见识融入相关著述中,受益良多。
回顾以往,我深感做学问要坚持唯物史观,多学、多走、多思,只有不断学习探索,才能笃行致远。我将继续努力,发挥余热,助力后人,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作者:史金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