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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亟须在各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整合的、融通的和有效的方法体系。目前，海外田野调查正在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研究方法。规范的海外田野调查将拓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推动学科范式革新和理论创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我们应当探究海外田野调查推动研究范式变革的潜力，把握海外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明确研究者的学术伦理和公共责任，思考海外田野调查丰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途径。
1.田野调查与区域国别学的范式变革
新时代需要新学问。区域国别学不是简单汇聚各个传统学科的容器，而是基于范式变革的新兴学科。田野调查方法在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研究、学科整合和方法突破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当被提升为区域国别学方法体系建构当中的一项核心要素，并在区域国别学的范式革新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学科范式的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发展。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区域国别学的相关母学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存在基于一手资料和在地研究成果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对对象国家或区域的社会发展现状的整体性描述和分析，基础研究的薄弱状况制约了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能力提升的空间。为此，亟须通过规范的海外田野调查展开系统的基础研究。只有建立基于一手资料的数据库，摆脱对主要由西方学界提供的资料的依赖，才能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开启了运用系统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海外社会的热潮，青年学者们通过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和长时段田野调查，对国外社会与文化进行深描，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产生了跨学科的深远影响。近年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也开始通过海外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明确将语言学习和长期田野调查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将推动区域国别学产生大规模知识增量。
整合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是学科范式变革的必备条件。区域国别学属于交叉学科门类，须在不同学科间架设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桥梁，推动研究者基于对研究对象的经验认知达成一般性共识。此外，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许多重大议题牵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与生态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需要通过多学科的联合在地研究取得重要突破。通过田野调查共同获取对现实问题的充分理解，并建构起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学科之间开展对话的基础，也是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因此，田野调查不仅是区域国别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而且将在多学科整合和学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南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跨国交流已经成为常态，田野调查方法也需要新的尝试。除了基础性的社区蹲点研究，还需要通过多地点调查、跨国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现实联系。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立足世界，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
2.海外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除基础性的田野调查，还包括文献资料研究、档案研究、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基于观察和访谈的田野调查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直接交流以及一手资料的获得，在数据收集、概念创造、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区域国别学方法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和学科使命的把握。区域国别学中不同母学科以及不同研究主题对于田野调查的空间范围、调查时长、调查场景、人群选择以及人际交流方式都有不同要求。总体而言，开展海外田野调查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规范，具有较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树立明确的学术目标。
海外田野调查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规范，其中包括对对象国或者对象群体的语言的把握，以及在知情同意原则下获取对方的合作。语言学习是海外田野调查必不可少的环节，精通对象国语言，是交流对话和理解对象国国情的前提。当前，我国在外语教学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各外语院校和高校的外语学院能够为研究者提供高水平的语言培训。
海外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学会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动机和文化逻辑。既不贬低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又要避免对研究对象所处世界的浪漫化想象。区域国别学是关于世界的学问，中国学者需要通过高质量的田野调查与对象国的政府部门、知识精英、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建立起广泛深入的联系，通过在场研究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使学术研究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索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本土知识时，应当秉持文化自觉的立场，尊重文化多样性，学会欣赏他国的人文精神，在跨文化接触中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明确的学术目标也是做好海外田野调查的必备要素，其中包括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田野调查的直接目标是获取解决具体问题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和一手资料；间接目标则是通过在地深入交流和参与式观察，获得关于对象国社会或者对象群体的系统知识，融合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局内与局外等一系列视角，洞察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现实联系，例如宗教观念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匹配度、文化符号与经济消费之间的关联性等，进而帮助我们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把握研究问题。
3.学术伦理与公共责任
当代中国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域外研究有特定的知识论背景。一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成果，其中既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现代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确立的田野调查规范，又包括自后现代思潮以来西方学界对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知识论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发挥自身主体性，自觉建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逐步承担起全球知识界的公共责任。
开展田野调查必须坚持基本的学术伦理，接受来自学术界和包括研究对象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的监督，尊重研究对象的人格，保护研究对象的权益。开展海外田野调查还需要关注制度与文化差异对人际沟通方式的影响，及时化解研究对象的困惑和误会，帮助对方更好地理解中国表达、共情中国文化。这就要求我们争取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支持，求同存异，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深层次理解。
我们还需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与研究对象及其所属社会群体构建平等、互惠的知识关系。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相似历史经历和共同发展需求，我们在海外开展田野调查时，有更多机会跳出西方殖民知识体系对权力关系的假设，与研究对象产生更多共鸣，形成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此外，各个国家或区域在不同历史背景、哲学观念以及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学科传统，不分高下。中国学者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对话，建立有机联系，认识到不同知识传统与知识生产路径的价值，以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知识融合与创新的可能性。
当代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的域外研究必须对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问题作出回应，积极承担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责任。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的脱贫减贫、气候变迁与环境退化、跨国人口流动与人权保护、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健康与公共卫生治理等全球性议题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处境。我们应当直面这些重要议题，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结合具体案例研究，揭示现实问题的发生机制；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开展合作研究、寻求共识，通过协商和对话，为解决区域性与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
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当拥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责任担当。我们要谨记研究对象不仅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还是与我们共命运的知识生产伙伴，要关注和分析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重大现实问题，运用知识成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4.秉持中国意识，拓展全球视野
当代中国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域外研究有着独特的历史语境，即必须面对国际形势与格局演变所带来的日常经验和知识生产格局的重要变化。当前，中国的资本、技术、人员和商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参与跨国流动的社会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越来越主动地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中国”的研究视角为21世纪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全球中国”使我们能够从中国出发去理解世界，并通过世界来进一步理解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参照中建立全球共享的世界知识体系。在此视野下，中国与世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方式发生转变，这不仅是新的经验事实，更应当成为中国学者开展海外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依据。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嵌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命运与共，都要求不能简单地进行“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能用“价值无涉”的态度去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我们的研究对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为此，需要树立世界眼光，不能将国家边界作为切割经验事实的鸿沟，而是努力把握全球流动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织形态。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塑造要求我们自觉秉持中国意识，拓展全球视野，在经验事实层面同时认识中国与世界。一方面，看到中国经验的世界性影响；另一方面，看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我们需要放眼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学界探索世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探索不可能通过假想和推演完成，区域国别学界需要脚踏实地，从实求知，通过田野调查建立中国与世界、概念与事实、理念与行动之间的新型知识关联，为促进中国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互理解、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和实现全球善治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龚浩群，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海外新华商社会公益实践的比较研究”负责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