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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耳间的中国】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2024年8月以来，《黑神话：悟空》中无头老僧手持弦索、自弹自唱的画面带火了陕北说书。黄土高原上古老的口传艺术强势“出圈”，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地区的口传艺术形式，由民间艺人手持三弦（或琵琶），腿缚甩板独自坐唱，或者多人搭档表演，分布区域与陕北晋语方言区大致重合。从现存文献看，陕北说书最早的形式可追溯至宋代。明清时期，随着古代说唱文学的分化和地方种类的出现，陕北说书正式形成。编纂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延绥镇志》中说：“刘第说传奇，……不即江南之敬亭乎？”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陕北说书的记载。据此，陕北说书在清初已发展成熟。20世纪40年代，著名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通过“改造说书”，把陕北说书带上了延安文艺的舞台，掀开了陕北说书的崭新一页。2006年，陕北说书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说书有着丰厚的语言文化内涵，既传承了明清说唱文学的传统，又彰显出鲜明的方言特色，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化价值。
1.古音和古语词
古音和古语词是陕北话“古”的表现。陕北说书中存在大量古音遗迹，保留了古音读法。如《黑神话：悟空》中的唱句“邪风一时偃旌旗”“福星横尸却成谜”“血化风，沙化雨”“成败生死莫讲理”，其中“时、尸、沙、生”读[s]声母；“普天之下”，“之”读[z]声母；“方便法门鬼见愁”，“愁”读[c]声母。这些例证表明，普通话声母zh、ch、sh，在陕北方言中读作z、c、s，恰好印证了清人钱大昕“古无舌上音”的说法。
普通话与j、q、x相拼的部分齐齿呼字，在陕北方言中读作g、k、h的开口呼。如陕北人常说“解下解不下”，意为“懂不懂”“明不明白”，“解”读hài，“下”读hà。在陕北说书中，这类语音现象也经常出现。如《对鞋记》：“李武举，真混账，大街上等上二裁缝。一只绣鞋做现成，县衙去了要害人。”“街”读ɡāi，“鞋”读hǎi，“去”读ke，入声，保存中古语音遗迹。
保留古入声是陕北晋语的特征，这一点在陕北说书中也有体现。如《妨女婿》：“一位姑娘一十七，四年没见二十一。那姑娘今年三十岁，问她妈妈嚷的要个女婿。”其中“一”“七”读入声，是陕北晋语的特点；“婿”读xì，尚未唇化。
古语词反映了陕北晋语词汇保守性和古老性并存的特点，这在陕北说书唱词里俯拾皆是。如陕北说书经常用“好像山鸡瞅扁螽”比喻恶霸观看美女，“螽”见于《诗经·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诗正义》引蔡邕云：“螽，蝗也。”再如韩起祥《翻身记》：“有钱的把粮食沤成粪，穷人牛粪捉住当膏粱。”其中“膏粱”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七》：“夫膏粱之性难正也。”韦昭注：“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又如《金镯记》：“长子娶妻马千金，二子娶妻杨秀英。先后两个大不同，众明公听我说分明。”“先后”读xièhòu，妯娌，兄弟之妻的互称。汉唐已有此称呼，见于《汉书》颜师古注：“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
2.方言特征词
方言特征词是陕北话“土”的表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如“大”（父亲）、“老汉”（丈夫）、“婆姨”（妻子）、“姑舅”（姑表兄弟）、“两姨”（姨表兄弟）、“拜识”（结拜兄弟）、“阳婆”（太阳）、“月婆儿”（月亮）、“星宿”（星星）、“脑”（头）、“眉眼”（脸）、“眼窝”（眼睛）、“牲灵”（牲畜）、“熬”（累）、“难活”（生病）、“断”（撵）等。这些词在陕北说书中广泛使用，彰显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一部分方言特征词来自晋语特殊的构词方式，主要是分音词、圪头词和重叠词。分音词是把一个词分成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与本词双声，第二个音节与本词叠韵且为[l]声母。分音词，古已有之，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列举“团为突栾”“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等“切脚语”，指的就是分音词。其中“屈挛”至今仍被陕北说书使用，如《回龙传》：“唉，年轻轻的嘛，也倒成了锅屈挛澡棍了——洗（喜）上个什么？”“锅屈挛”，即锅圈。再如《小两口抬水》：“脚下石头一不拦，口里啃了一嘴泥。”“不拦”为“绊”的分音词。《罗成算卦》：“住了三弦解甩板，这个小段算交零。”“交零”为“竟”的分音词，《说文》：“乐曲尽为竟。”
圪头词多来自生活口语，如“圪尖”“圪弯”“圪堆”“圪卷”等名词和量词，通常带有细小、可爱的语法意义；动词加“圪”的作用是表示动作幅度小、时间短、反复，如“圪拧”含有“轻轻地拧一下”的意思，“圪仰”表示“稍微休憩一下”，“圪吵”含有“不停地吵，使人厌烦”的意思；圪头象声词具有模拟声音的特点，增加了形象色彩，如“圪噔”“圪咚”“圪吱”等，非常形象，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重叠词有AA式、ABB式、AABB式、A圪BB式等，涉及的词类和数量都多于普通话，不仅增强了陕北说书唱词的音韵美，也表现出方言口语的情感色彩和生活情趣。如《五女兴唐传》：“白圪生生脸脸，弯圪溜溜眉，世上那号小子娃娃实在缺稀。长那么个银盘大白脸，毛圪闪闪长一对花眼眼。男人家长那么个好人样，红圪哒哒口唇他长上。”除了“小子”“男人家”两个方言特征词，唱词连用“白圪生生”“脸脸”“弯圪溜溜”“娃娃”“毛圪闪闪”“花眼眼”“红圪哒哒”7个重叠词，描绘出武艺高强的侠女眼中俊俏书生的形象，有极强的原生态口语特征。
3.方言的妙用
陕北说书说唱兼行，唱词以七言、十言句式为主，又富有变化，紧慢互衬，节奏有起有伏，疾徐有致。在韵辙方面，陕北说书与北方说唱文学十三韵辙大体相同，但最显著的特点是人辰辙与中东辙合流，并以此作为中长篇曲目唱词押韵的基础。例如《金镯玉环记》中的唱段：“贾能答应就起身，迈开大步走如风。穿街过巷走得紧，呼啦啦来到雷府门。跟着门军把门进，转步来到待客厅。”其中，“身、紧、门、进”属人辰辙，“风”“厅”属中东辙，二者合辙通押。另据笔者近年来的搜集、整理，陕北说书现存中长篇曲目140本，每本均可演10多个小时，除了个别转韵现象，约90％的唱段都是将人辰辙与中东辙合辙通押。究其原因，这既是对明清说唱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彰显出陕北方言语音特点和民间艺人的智慧。
北京话[ən、in、uən、yən]与[əŋ、iəŋ、uəŋ、yəŋ]分别合并，这是语言学家侯精一提出的晋语的五个特点之一。陕北说书与陕北晋语分布区重合，前鼻音韵尾脱落，后鼻音韵尾鼻化，不分前后鼻音，故而在说书演唱中人辰辙与中东辙合流，这不仅扩大了陕北说书韵辙的范围，便于说书人在演唱中即兴构建唱词，加之人辰辙、中东辙韵腹是自然元音[ə]，发音时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前不后，这就意味着说书人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的需要，通过吐气喷口和舌位、唇形等一系列发音特征的调节，从而较为容易地改变声音的大小。与之相反，梭波辙、一七辙在陕北说书中较少使用，这一点也和韵腹的响度有关。梭波辙韵腹是后元音[o]，发音靠后，沉郁而不响亮；一七辙则为前高元音[i]和舌尖前音[ɿ]，其音调高而响度小，说书人发音吃力，听众听不明白，故而在说唱中很少用到。
上述情况说明，陕北说书唱词的韵辙既与陕北方言语音有关，也与说书人的说唱特点密切相关，是对方言语音特点的妙用，是民间说书艺人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揣摩出来的一套既经济适用又效果奇佳的用韵模式。
4.文言和嘌言
“文言”和“嘌言”是陕北说书的两种不同语言风格，二者共同形成了陕北说书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质。
文言不仅指区别于日常口语的书面语和古语，更蕴含“有文化的说话”的意思，它与说书人被民间称为“先生”或“有文化的人”密切相关，是其职业特征的体现。陕北说书人学艺分为“过书”和“揣书”两个阶段。“过书”即师父口对口传授或请识字人照着鼓词底本一字一句读，徒弟努力记忆。严格意义上说，说书人依靠记忆从书面文本中获得的书词都具有文言的特点。在说书人的演唱文本中，文言除了表现为特定故事场景中的人物对话、书信、祭文，还表现为特定名词、称谓语和成语的使用。如《五女兴唐传》：“李怀玉来在徐州城，给前朝总兵张献为了螟蛉之子。”“螟蛉”喻指义子，见于《诗经·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该词与陕北方言“干儿子”的语言风格明显不同。这类源自书面文本的词语在陕北说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说书人展现其“词功”的恰当方式，在文字和书写相对困乏的僻远农村，说书人文绉绉的说话，很容易得到听众的普遍崇拜。
嘌言指说书人借题发挥、插科打诨的书词，语言风格自由通俗、幽默诙谐，接近方言口语。嘌言在陕北说书中十分普遍，如《回龙传》：“你说我的那个宝娃，今年十二了，还没叫我一声大，没叫过我老婆一声妈。我就常常盘算说猪膘贴不在羊身上——我看这是野山里逮的，明明是江里捞的这么个怪嘛，这娃娃不晓咋着了，不叫娘老子。”方言特征词“大”（父亲）、“老婆”（妻子）、“娘老子”（母亲和父亲）和谚语的运用，呈现了地道的方言口语特色。再如韩起祥演唱的《金镯玉环记》中，家人崔英误将和尚当成迎亲的吹手，听了和尚念经后说：“唉，错了，我家太师今天抬婆姨哩。”和尚大怒说：“你家太师引婆姨该打发你订吹手了，订和尚是埋你家太师了……”这段对白全用嘌言，既表现出崔府家人的愚昧无知，为听众增添笑料，又巧妙地隐射出崔太师抢亲不顺，为下文国舅遭打埋下了伏笔。
“不说嘌言不好听”，嘌言作为说书人即兴发挥的书词，与体现说书人表演能力的“急才”相关，极大地彰显了陕北说书的口头性特点。适当而巧妙地使用嘌言，不仅可使表演在固定的模式之外获得灵动的变化，也可拉近表演者和听众的距离，使表演在更加轻松的氛围中进行。
概而言之，陕北说书古朴大气，文化底蕴厚重，被誉为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和“陕北的叙事诗”。深入挖掘陕北说书的语言文化内涵，探寻方言与口传艺术的关系，对于丰富汉语方言语料，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孙宏亮，系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