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中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用“仰观”和“俯察”两个词语来描述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一生的治学之道,再妥帖不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的《仰观与俯察——孙机先生的治学之道》一书,日前与读者见面。作为此书的作者与编辑之一,每当我手捧这部纪念文集、重读诸君撰写的回忆文章时,孙机先生的学术人生就会浮现在脑海中。
研究的广度
熟悉或了解孙机的人都知道,积几十年之功,他在中国古代的车服制度、饮食文化、文具、武备、各种器物、科技文物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孙机的众多学术成果,通过文物与文献的密切契合,追溯起源与流变,唤醒了历史的记忆,得到中外文物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
具体而言,孙机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古器物鉴定与研究、科技史、古代车制与服装、中外文化交流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古器物的鉴定与研究,孙机总是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一些研究秦代史的论述中,常能看到“头会箕敛”。据旧注来看,这是一项人头税,是被后代所痛斥的秦代苛政之一。当代不少学者认为“箕敛”之箕即簸箕,所敛之物为钱。孙机从文字训诂入手,指出秦代尚无“簸箕”一词,簸本为笼状容器,与箕的差别很大。他认为,秦代用箕敛的不是钱,是谷物。而敛谷有一定额度,所用之箕与家用之箕不同,是一种量具。孙机的《秦代的“箕敛”》一文以微观层面的古器物为切入点,逐步展开论述,落脚点是宏观层面的秦代经济史与财政史,由小见大。他的论断不仅廓清了秦代史上的一宗误解,而且衔接起赋税制度和度量衡史上的一环。
历经数十年,孙机系统地筛查了几乎全部已出土的汉代文物,梳理了全部汉代文献,分类整理考订,撰成《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堪称古器物研究的代表作,学术界反响强烈。
其二,对一系列科技文物的考证,显示出孙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文理兼通的知识储备。比如关于豆腐制作技术出现的时间问题,考古学和食品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都曾关注。有学者以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中表现酿酒场景的石刻画像为依据,自造了一幅“摹本”,将原图中的一个盆改画成磨,称其为磨豆腐的用具,进而提出汉代已有豆腐之说。孙机经过考证,澄清了事实。他根据可靠的史料,提出制作豆腐的技术发明于宋代的观点,撰有《豆腐问题》《汉代有豆腐吗?》两篇文章,厘清了史实。又如在《略论百炼钢刀剑与相关问题》一文中,孙机以日本奈良东大寺山出土、带有“中平”年号的钢铁大刀为重点,提出此刀并非由中国传到日本。再如,孙机认为秦始皇派徐福带领数千童男女东渡日本的说法纯属虚构,这一观点更具创新性。
其三,孙机对古车和古代服装的研究用力颇多。他在《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一文中总结中国古车系驾法的三阶段论,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更加彰显了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这一重要技术成就。
1951年,在故宫午门举办了一场敦煌壁画展览。孙机与古舆服接触,正源于此。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干事,办公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与故宫近在咫尺。作为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者,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到展览现场给观众讲解。孙机只要有时间,必定跟在沈从文身边,追随左右。此后,为了使孙机打开眼界,沈从文让孙机读原田淑人撰写的关于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方面的著作。在沈从文的讲解下,看插图、读汉字、认假名,孙机慢慢明白了“原田三书”中的意思。
孙机以往有关服饰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多次修订和再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一书中。近年来,他以《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为主题的讲座,总结了中国服装史的发展规律。
其四,关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孙机也是成果卓著。他将自己有关文物领域中所见东西文化交流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智慧的高度
孙机治学严谨,令人敬佩。每每发现学术问题,他马上指出,毫不留情。孙机所秉持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就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在研究中,他采用文物与文献互相契合印证的方式。可以说,孙机的左脑是文物思考模式,右脑是文献印证模式,从而将历史的主线左右连接起来,并从文物角度出发,考镜源流,辨章学术。
国博研究馆员黄燕生在《孜孜问学的一生》一文中说孙机对所承担的工作认真负责,见不得任何瑕疵,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不允许出错,并特意举出两个例子。1998年,黄燕生将新出版的《宋仁宗 宋英宗》送给孙机,有一天孙机到图书馆找他,见人多又引他至花园,郑重地说,你那本书内容很全,但其中一节的标题“太后殡天”用错了词,应该是“宾天”,加歹字旁,那是犯了大忌的。熟识孙机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位性格直率的学者。黄燕生和孙机两个人都是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总体组成员,讨论大纲修改时,无论是馆领导讲话还是老专家发言,如果孙机认为有不妥之处,都会当场直言相告。
另一位曾经在国博工作11年的同事朱万章撰写《艺术视野中的孙机先生》一文,生动记述了他与孙机共同参加一个历史题材绘画作品评审的过程,其中一段对话尤其精彩。在浏览各地送来的作品时,孙机时常摇头叹息,甚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着画家的面指出画中错误。他们在观摩一幅反映魏晋时期的历史画作时,孙机当即指出画中的车马、人物服饰明显与史实不符。画家笑着与孙机争辩:“历史真实是一回事,但我们也要追求艺术真实啊,应该允许艺术有虚构和自由想象的空间。如果一味要求还原历史原貌,那不就削弱艺术价值了,画就变得呆板了嘛。”孙机听后,立刻反驳道:“好家伙!艺术真实当然不能缺少,但是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啊。如果一幅画让汉朝的人穿着唐朝的服装,坐着宋朝的马车,那不闹大笑话了嘛。一幅画如果错漏百出,还谈什么艺术真实呢?”
孙机在评点历史题材绘画创作时,都会严厉指出画中的错误。他反复强调历史题材的绘画可以允许画家自由发挥,但前提是画中涉及的历史元素必须与时代吻合,否则就是一幅不尊重历史的“问题”绘画。朱万章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孙机秉持这种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使许多当代从事历史主题绘画创作的画家少走了很多弯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主题绘画创作的科学性。”
待人的温度
孙机上承沈从文、宿白两位学术大家的指导,下传扬之水,悉心培养,使之成为名物学研究专家。在《仰观与俯察——孙机先生的治学之道》收录的《飞天的“传递”》一文里,扬之水详细讲述了这种学术传承。2023年9月26日,在国博举办的孙机先生学术追思会上,扬之水总结了孙机的治学之道,“首先是海量读书,穷尽材料式读书”,孙机更是做到了思考型读书。跟随孙机学习,扬之水获得了三把治学密钥:第一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把,先做长编,只选取最为关键的证据,用在最恰当的地方;第三把,证据不足,不要轻易动笔。
孙机一贯倡导“小中见大,大中见全”的研究原则,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先要找到问题点作为突破口,二是要将可靠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密切结合,三是一定要与历史主线相联系。笔者将这一原则用于学术研究中,收获颇多。以撰写《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唐代骑马女俑服饰风尚》为例,当时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原则,从该馆藏唐代骑马女俑服饰切入,层层递进,看到的现象是服饰由初唐封闭性向盛唐开放性的转变,反映出的本质却是文化的发展,即从初唐的保守向盛唐的开放与包容转变。
与孙机办公室为邻九年,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十年,我曾充满敬意地对他的一生作这样的概括——孙机先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理想境界:他不仅拥有生命的长度、智慧的高度、研究的广度、剖析的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着待人的温度。孙先生的学术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皇皇巨著。在未来的日子里,需要我们细细品读,读懂其中的意韵悠长。
(作者:霍宏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