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

  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百年来，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白寿彝在《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写道：“《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页）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思想史课程，将史学领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史学要论》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阐述其史学理论的一部开创性著作。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清晰，分为六个部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厘清基本概念。针对一些对“史学”相关概念理解存在的混淆和误区，李大钊开宗明义，对“历史”和“历史的记录”进行了明确区分。他指出，“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名著，无论多么重要，都是历史的记录，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一论述澄清了将历史的记录误认作历史本身的错误观念，同时也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4页），并解释道：“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史学要论》，第76页）这表明他将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并将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李大钊还阐述了“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即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史学要论》，第85页）。概括而言，“历史”是“主体”，“历史学”则是对“主体”的认识和研究。他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历史学等作出准确而崭新的定义与辨析，为明确学科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科学。李大钊指出：“马克思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他进一步解释称，经济关系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揭示社会变革的因果律，从而将“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史学要论》，第78页）。他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史学要论》第95页）历史学的研究不仅限于“沿革的研究”，即基于事实描述其发展的过程，还包括“推理的研究”，即分析事件间的因果关系，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通过推理揭示普遍规律，历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史学要论》，第87页）。这一分类拓展了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针对当时质疑历史学科学性的观点，即认为难以在多元的历史事实中发现普遍原则或理法的观点，李大钊作出了有力回应。他指出，尽管历史现象复杂多变，这种研究中的困难并不妨碍历史学作为科学的成立。通过系统归纳与推理，可以揭示普遍的规律：“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史学要论》，第91页）

  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倡导构建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同时，各门学科在此基础上仍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探讨了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史学功用等问题，从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时代意义。他认为当时许多史学家过于注重“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史学要论》，第94页）。他倡导，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其目标不仅在于具体史实的考证上，更应致力于“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史学要论》，第92页），承担起建构历史理论的重任。

  李大钊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史学要论》中明确表示：“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史学要论》，第135页）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他还明确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因此，他强调：“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史学要论》，第134~135页）这种对人类前途的信心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

  《史学要论》于1924年出版，1926年即再版，反映出它在当时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在论著中发声响应。史学家李则纲的《史学通论》一书直接引用了《史学要论》关于“历史”“史学”概念的演进。著名学者杨鸿烈在《史学通论》中转录李大钊的历史分类表，并称“这样伟大的系统在史学思想史自有其相当的地位”（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1~163页）。《史学要论》和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学者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称他“开数十年后治学涂术，厥功伟矣”（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408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要论》再次受到高度重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蕴涵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页）的史学经典，仍可感知其智慧、魅力与深刻启示。

  （作者：操宇晴，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