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研究的新进展

  【图书评介】

  近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图景愈益清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对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了区分，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的两本著作便分别对这两个阶段展开阐释，分别是出版于2021年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近期出版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文物出版社，以下简称《形成》）。《形成》对“文明”“中华文明”“国家”等基本概念作了辨析，梳理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本脉络，分别考察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起源与形成的时间，从裴李岗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遗存入手讨论敬天法祖观念的起源，并从考古学和文明比较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为什么说中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呢？首先要注意“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对此，书中也作了辨析，指出现代所说的“文明”有多种含义，既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可指长期延续的文化综合体，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属于文化综合体。从纵向的角度而言，文化的历史要比文明的历史长，文明相较于文化是更高的发展阶段；从横向的角度而言，作为文化综合体的文明可以由不同的文化构成，如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在后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一般来说，作为文化综合体的文明不等同于国家的概念，如我们常说佛教源自印度，主要是就其来自印度文明而言的。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有自身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综合体，与国家形态高度叠合，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作为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文明”以什么为标志呢？过去西方学术界以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文明为参照，提出文字、冶金术、城市三要素的文明标准。但这一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缺少文字，冶金术在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等中美洲地区文明中不见踪影或不扮演重要角色。既然文明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标准自然需要考察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而不能局限于某几种文明要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并提出国家的两个标志：其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其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对经典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形成》一书指出，根据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的两个标志，在距今51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初，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以南佐、双槐树两个遗址为代表）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目前被学界普遍视作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实证，韩建业此前也撰文指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并已经形成区域王权。《形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录了多篇讨论南佐遗址的文章，包括《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位于黄土高原的南佐都邑性遗址》《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南佐遗址：实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东西交流的先行者——上古甘肃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实证，南佐遗址与良渚遗址一道实证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南佐村附近，那里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考古发掘表明，南佐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9座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核心区中部偏北为“宫城”区，“宫城”区内有大型建筑基址。9座夯土台环列，每座夯土台约1600平方米，外围均有两道环壕。据推算，9座夯土台的外围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在75万立方米左右，如果每两个人一天完成1个土方，则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书中指出，南佐遗址中夯土台、壕沟、宫殿建造所需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有力证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原生国家或“古国”。在南佐遗址的“宫城”区，出土了精美的白陶、黑陶和绿松石珠，是当时南佐古国礼制与阶层分化的反映。但与同时期的良渚文化相比，南佐遗址缺少繁缛的玉器组合。这要结合作者之前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北方模式、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加以理解。他认为，南佐遗址的发展应属于北方模式，虽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显然有利于长期发展。

  总之，《形成》一书对中华文明的基本概念、基本特性以及形成路径作了深入研究，从多角度立体呈现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图景，尤其是对南佐遗址的揭示，使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一步得到证实，反映了中华文明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陈民镇，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