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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尹汉宁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40余万字，沉甸甸的。著作分“绪论篇”“历程分析篇”“专题研究篇”和“总论篇”四大篇目，共计20章。花了一周时间读完，感想甚多，很难在一篇短文中完整地表达出来。尹汉宁很是谦虚，说这本书是“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但我的感觉刚好相反，觉得他在花大力气做我们这几代人必须做、也能够做的事情，那就是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
近年来，我自己也在做同样性质的思考和研究工作，因此这里想就这本书，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谈一些感想。
当前在国内经济学界，诸多学者没有认识到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之必要性和可能性。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量化”和“数学化”的方法论是经济学主流，因此，经济学也如物理学一般，不分东西和国别。近代以来，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自西方再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西方一直认为其经济学是“普世的”，接受国的学者们也认为西方经济学是适用于世界各地的。
尽管表面上，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了，但却离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越来越远，甚至毫不相关。这个情况在西方也是如此。多年来，一直存在“商学院与商业无关”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等说法。在经济政策领域，如果忽视自身需要，照搬他国经济政策，恐怕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智利军人政府期间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该国带来损失，就是典型案例。
在此背景下，尹汉宁的著作，从几个方面为我们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经济学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启迪。我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方法论，即把时空意识带入了经济学的建构当中。
时空观并不否认经济学的普遍性质，但必须意识到：第一，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发现某一经济运行规则的时候，才可以说这一规则具有普遍性，例如供求关系和“物以稀为贵”等现象。第二，经济学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潜入在特殊实践之中的，一旦离开了特殊性，普遍性就变得毫无意义。第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经济学的普遍性与一个具体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犹如山的高度与其氧气含量之间的关系，山越高，氧气越稀薄，越是深入一个经济体内部，经济学的普遍性就变得越不显著。第四，正是因为“普遍性”嵌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普遍性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自身变化的内在需求，而不能由外力强制推行，否则不仅不可持续，最终还会失败，“华盛顿共识”便是如此。
在尹汉宁的著作中，时空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历史性。所有经济学都具有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产生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荒唐的，拿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去解释农业社会的现象同样也是荒唐的。今天，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所有传统经济学都面临挑战。
第二，国别性。《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对经济学的“国别性”讨论甚多。经济学的“国别性”本是常识，但现在需要花费笔墨来解释，就说明部分学者的认知存在问题。重农学派产生于法国，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产生于英国，李斯特的经济学产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的经济学产生于美国……这些都是本应自明的。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经济学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该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从何而来？只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历史已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相关政策只流行于英美等国，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很多学者沉醉于其理论的“优美”，却忘了其产生的背景。
第三，问题导向性。《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花了大量篇幅对一些重要经济专题进行论述和研究，发现所有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其理论都是建立在他（她）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因为直面具体的经济问题（或现象），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才具有了普遍性。结论很明确，如果一个中国经济学者不能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或现象），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或提供解决方案），那么很难说他（她）能够构建有效的经济理论。
除上述三点外，《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变化的讨论，也具有启发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是基于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里，因果关系是确定的。在经济学中，学者们也追求那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学者们过度追求方法论之“美”，往往会导致几个明显的缺陷。试举几个：其一，简约化，把经济学简约成为几点原则，但现实并非如此。其二，设定太多的“假如”，在这些“假如”都成立的前提下，经济学者所论述的因果才会出现。不过，现实不是真空，大多“假如”都成立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转向了数学，这一趋势促成了经济学和现实经济愈发不相关。其四，把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分离开来。在任何地方，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深度嵌入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的，从来不存在一个可以和社会分离开来的抽象经济体。生硬地把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脱嵌”，把经济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领域，只会导致经济学“失灵”，不能解释现实情况。
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推出之前，也有学者构建过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经济学，如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很是典型。尹汉宁的研究，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学》已颇为厚实，但我仍然期待它只是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望它的出版能玉成更多诸如此类的论著。
（作者：郑永年，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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