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涉猎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便会赞叹有加,敬佩不已。如她1936年出生,现年88岁,依然奋斗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而殚精竭虑。再如,她研究领域广阔,除了在中国语言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在汉字标准化规范化、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等领域也多有建树。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过:“凡学术上开山立派的,都是有情怀在后面支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那么,支撑王宁的“情怀”是什么?她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王宁的回忆性散文集《学林追远录》,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追远”二字,语出《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王宁说:“书名以‘追远’称之,是因为文中我纪念的和介绍的人,都已辞世远去。”这些“辞世远去”的人包括:朱季海、陆宗达、周秉钧等章黄之学的重要传人,钟敬文、启功、刘乃和、郭预衡等北师大名师,周有光、王力、吕叔湘、张志公等前辈师长,邹晓丽、资华筠、谢栋元等同辈学友,以及李宝芬、郭良蕙、吕启璪等专业之外的师友。这些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经王宁的追忆与讲述,音容笑貌重新清晰,人格精神越发鲜活。
弘扬章黄之学
在《学林追远录》中,王宁反复郑重地提到“章黄”一词,有61次之多。章,即章太炎;黄,即黄侃(字季刚)。“章黄学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学术流派,而王宁则是章黄之学当代重要传人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宁等人随陆宗达读研究生时,点读《说文解字》,做《说文》系联,听闻太炎和季刚的学说,便“奠定了我们师承章黄的学术思想和信念”。在学术自述《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中,王宁更是具体而又明确地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自己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也理解了自己的太老师黄侃先生、章太炎先生,他们在传统被全盘否定的时代,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转化为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教育责任感。而他们也在教导新一代有志青年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足迹踏向现代。这种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便成为我坚守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一种动力,永远存在我的心里。”从此,弘扬章黄之学、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便成为王宁的情怀与使命,始终不渝。
20世纪80年代初,在想要深度探究章黄之学的内在含义和现代意义的理性驱使下,王宁开始执行长达十年深入了解章黄思想的专书阅读计划。在《学林追远录》第一篇《走近章太炎》中,王宁详细陈述了她阅读和思考的历程,廓清了很多认识上的迷雾,“也正是初步懂得章黄之学的价值,几十年困苦地守在这个阵地上不曾离开,也决不言悔”,如此则更加坚定了她弘扬章黄之学的决心与信念。第二篇《既往对未来的召唤》中开篇即说:“黄季刚(侃)先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国学家和国学教育家。他们是19、20世纪之交推动中国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名人和伟人。”经过深入研究之后,王宁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这两篇文章有破有立,明白晓畅,表明王宁对章黄之学的内涵和现代意义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置于《学林追远录》开篇,奠定了全书的基本精神和叙述线索。
用“懂”来纪念师长
陆宗达门下弟子的学习和研究有自己的特点,王宁说:“在陆先生影响下,我们不论读古代的注疏,还是读前人的论著,都非常重视这个‘懂’字,而且习惯于把能不能给别人讲懂作为自己是否真懂的检验。”这个“懂”字,也就是司马迁所提倡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并且要求讲得透彻。正因如此,王宁的很多回忆性散文,尤其是回忆师长的散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有一种鲜明的真挚通透之美。
在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一文。启功是大师级人物,生平逸事颇多,也最能见其性情,但王宁并不着墨于此,而是对启功的性情、学问、遭际及其逸事加以“学习”和“理解”,最终指出:“我们曾因为学科的狭窄无法包容启先生的博大,而把他圈在一个并不恰当的、单一的学术领域里;我们曾因为附会时潮,判定启先生的学问‘不是主流’而冷落过他的创获;我们也曾因为认识浅薄,有一个时期,只给启先生贴上以写字为内行的‘书法家’的标签儿;甚至按照一种可笑的评估标准认为启先生的成果‘不是古籍整理’,给他的学科点挂黄牌儿……”对于启功这样的人才,难以准确地在那些“学科”的小格子里定位。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曾在朋友圈转发《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并评价道:“……王宁先生此文,是写启功先生最好的一文,能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思考钱学森之问。”刘石师从启功攻读博士三年,并撰有多篇研究启功先生的文章,此评由他所出,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宁对这些前辈师长,在叙述日常交往、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理解”,凸显了前辈师长的学问及背后彰显出来的性情和人格,如纪念陆宗达、钟敬文、俞敏、周有光、吕叔湘等先生,均是如此。
与同辈并肩前行
总体来看,在《学林追远录》中,王宁追忆了两类学人,一类是前辈师长,一类是同辈学友。对于前辈师长,王宁往往是“从自己的甘苦中渐渐懂得‘师承’的意义,对老师学问和情怀的珍惜日益加深”(《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从而用“学习”和“理解”的态度加以纪念;对于同辈学友的讲述,因多年的“并肩同行”,故而在“理解”之外,倾注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如《琐语杂言忆晓丽》《唯有青山远送君》两篇,是其中的典型。
邹晓丽是王宁的师妹及多年的同事,经历坎坷而又十分要强。她们二人情同姐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志同道合,“互相帮扶着前行”。宋永培是陆宗达的第一届博士生,王宁协助指导,二人在陆先生指导下共同学习,为弘扬章黄之学不遗余力。邹晓丽去世后,王宁感到“心里忽然空了一块,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一直不习惯,不习惯!”(《琐语杂言忆晓丽》)宋永培去世后,王宁说:“永培的离去给我的打击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那种挫败的、失望的感觉一直追随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提起章黄和《说文》。”(《唯有青山远送君》)这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感情,令人动容。
王宁曾在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和评论工作八年,积淀了丰厚的文学素养,练就了高超的写作才能。有这种专业经历,写作回忆性散文自然得心应手。王宁的散文创作曾得到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好评,如学者李怡评价道:“王宁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家也有专业创作的经历,年过八旬还能奉献流丽隽永的散文……”(《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二〕》)可见王宁的散文创作造诣之一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我想说,王宁回忆性散文所呈现出的醇厚雅正、真挚通透、诚朴动人等风貌,也正是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水到渠成。
(作者:杜广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