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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通常人们认为，像财富、地位、名誉、健康之类的事物对于美好生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孔子和孟子挑战了这一传统信念，他们坚定地认为，即使我们拥有了这些事物，但如果缺乏道德，我们的生活依然不会美好，道德才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
道德是美好生活的基石
孔子并不否认人们追求财富、权力、名誉以及生命健康的欲望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些欲望的实现应当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引导。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渴望富贵、厌恶贫贱是人的自然欲求，但不同的是，有德之人能够控制这些欲望，让这些欲望服从道德的理性要求，并通过道德的方式去实现它们。否则即使生活在贫困中，有德之人也能坦然接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富贵得自不义，其价值如同浮云般轻而无物。当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他既肯定了贫贱时不卑不亢、富贵时不骄不躁的生活态度，又高度赞扬了在贫贱中乐观豁达，富贵时喜好礼仪的生活态度。
孔子不仅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本来完全可以接受君王的高官厚禄，过上锦衣玉食的美好生活。但他宁愿选择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也要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和政治理想。当卫灵公询问他关于军事的问题时，孔子淡然回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第二天便离开卫国，继续他的旅程。在陈国断粮时，弟子子路因饥困而愤愤不平，质问孔子：“君子也会陷入困境吗？”孔子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贫穷而有德的生活要好过富贵而无德的生活。反之，如果失去道德，即便这些非道德的欲望满足了，生活也不会美好。桀纣贵为君王，却陷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最终走向了自我和国家的毁灭。
不仅富贵不及道德重要，就连生命亦是如此。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当求生的欲望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让位于后者。孟子对此论述得更加明确：“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有德之人不同于无德之人的地方并不是有德之人没有求生的欲望，而是有德之人对道德的欲望超越了对生命的欲望，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生命的长短并不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真正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安身立命的境界。
孟子告诫我们，宁可一贫如洗，也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他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对这位饥肠辘辘的乞丐而言，获得食物能够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他却拒绝了别人的施舍，因为施舍者给他食物的方式羞辱了他的尊严。他对过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比他过吃饱饭的生活更强烈。孟子借此提醒我们，如果连乞丐都能坚守做人的尊严，那么普通人又有什么理由为了追求一己之私利而出卖尊严呢？
道德与生活之乐
在孔孟看来，道德之所以是美德生活的基础首先在于，道德带来的快乐比这些非道德之物带来的快乐更为深刻、持久，一旦人们体验到了道德的“美好”，就不会再去迷恋非道德之物的“美好”。
颜回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常人看来，他的生活与美好一点都不沾边，但孔子却赞叹不已：“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仍然坚守仁道，还能够怡然自乐，这是因为他从心灵深处真正体验并享受到了道德之乐，这种境界是一般人不能达到的。
坚守道德能够让人获得内心的安宁、舒展和喜悦。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一个人反省自我，并确认自己在良心上无亏欠时，内心自然会感到安宁、坦然和喜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虽然可能也会享受到不义之财的快乐，但或被一己之得失困扰，或因不义之行而恐惧，终究失去了享受来自心灵深处的道德之乐的机会。
孟子将这种道德之乐区分为三种，分别来自家庭、伦理和教育：“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三种快乐是道德满足后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这种快乐无关乎财富、权力、名誉这些外在之物，已经超越了做君王的快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一切所需皆内在于自己，经自我反省后的良心上真诚和踏实的快乐，远非物质感官的享乐所能比拟。后者是动物也能享受到的快乐，而前者是只有作为人才能享受到的快乐。
道德与生活自主
拥有道德，意味着我们能否拥有美好生活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而诉诸外物，意味着我们将生活的自主性交给了不可控的外部世界。
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能够求则得之的事物是仁义道德，不能求则得之的事物是财富、权力、名誉等外在之物。前者的获得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就像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而后者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客观因素，非人力所能控制。所以，如果我们将美好生活的实现完全寄托在这些不可控的外部事物上，我们就会失去对生活的主导权，成为外在事物的奴隶；反之，如果我们专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我们便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道德之所以是内在于我，是因为它是天赋予我的，而其他外在之物是人赋予我的。“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天赋于的事物比人赋予的事物地位更为尊贵、更值得追求。然而，当今之人却为了追求“人爵”而放弃了更为尊贵的“天爵”，是因小而失大。所以，孟子提醒我们，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德的坚守和培养上，而不是一味地追逐财富、权力等外在事物。这样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有能力过上美好生活。
道德与生活意义
虽然孔孟也说，拥有了美德，外在之物会自然随之而来。但是孔孟从没有将追求外在之物视为生活的终极目的。相反，这些外在之物只是成就道德人格的手段，拥有它们将更有利于人们去做道德之事，成道德之人，过上道德的生活。
孔子提倡人们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是因为家庭为人们提供了培养孝悌美德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儿女、父母、夫妇等角色；孔子鼓励学生“学而优则仕”，是因为学生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才能有机会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推行“仁道”；财富充裕，能为美德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寿命更长，有足够的时间将自我的道德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所以，外在之物是成就道德生活的手段。
孔孟坚信，每个人都具有实现美好生活的潜能。阻碍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冉求对孔子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回应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孔子还感慨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大多数人可能也有道德欲望，但这些欲望的力量往往不如他们对财富、地位、美色的追求来得强烈，导致他们难以持久地坚持道德。所以，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我们“克己复礼”，以道德而不是欲望来引导行动。
综上所述，孔孟对“美好生活”的这些洞见，为丰富和发展当代美好生活理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中国智慧，极富启发意义。它引发我们对以往所持有的“美好生活”信念进行反思：为了过上美好生活，我们一定要拼命地去追求财富、权力、名誉这些外在之物吗，没有这些，我们就一定不会幸福吗？它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安于道德之乐，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更高；如果我们将道德的追求摆在生活的首位，那么我们将更有能力抵御不可控的偶然性因素对生活的影响；如果用外在之物去成就道德生活，随着道德的成熟，我们的人生会更加“从心所欲不逾矩”。
（作者：刘永春，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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