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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近十年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无论是思想方法的提升，还是对空白区域（领域）的填补，或是多学科合作，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
近十年来，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学研究，史前至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以及对汉晋以来历史时期遗存的丰富内涵进行发掘、阐释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极大地延伸了历史轴线，填补了历史空白，丰富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新疆多元文化汇集、融合的区域特点和“百川归海”的历史发展之路愈发清晰。
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
在旧、新石器时代的关键节点上，新疆考古成果频出。距今10万年以来，尤其是在5万年前这一关键期，新疆旧石器遗存开始出现，区域特征明显，呈现出与东西两个地带的文化交流态势。
新疆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其中以5万至4万年前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尤为重要。通天洞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延续时间长，遗迹丰富，填补了新疆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一环。遗址的内涵表明，这一时期，在新疆开始出现了勒瓦娄哇技术这一新的石器制作技术，显示出新疆与亚欧旧大陆西部的交往交流，为探讨亚欧大陆远古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支撑。同时，新疆其他地区遗址发现的石器制造业，也与中国北方地区有密切关联。由此，这个时期可视为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
青铜时代：以天山为“桥”的交流模式
进入青铜时代，新疆与相邻地区交流频繁、方式多样，作为交流通道、桥梁的特征显著，以天山为“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模式日益深化。近十年来，新疆西天山地区的考古成果相对突出，准噶尔盆地西缘、博尔塔拉河流域、伊犁河地区等地考古发现不断“上新”。这些考古成果，在时间上前推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上限。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呼斯塔遗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等处的考古成果，为我们勾勒出约5000至4000年前，新疆复杂社会发展状态及文化交流面貌。以阿敦乔鲁遗址和小河墓地等为代表的天山南北一系列考古遗存表明，沿天山一线自东向西分布着各具特色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们既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交互带/圈，又与周边其他地区保持密切联系。
天山地区作为交流廊道的特征被强化，交流的方式也呈复杂、多维的样态：主要来自东西方的人群、文化或物产在此交汇交融，进而形成当地传统，而所有这些文化沉淀，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后来汉通西域奠定了时代背景和基础，并促进新疆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汉以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新疆汉代及以后的考古发现，在汉唐时期古代城址、“丝绸之路”沿线遗迹及佛教遗址等方面全力推进，硕果累累，立体展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与治理，以及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描摹出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文化趋同的过程和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是新疆考古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
其中，在寻找和确定两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等汉唐时期在西域的军政部署，以及宋元时期城址和佛教寺院的田野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奇台县石城子古城、唐朝墩古城，新和县乌什喀特古城，喀什汗诺依古城，博乐市达勒特古城等遗址集中于“丝绸之路”核心区域分布，对它们的考古发掘成果展示出各时段的文化特征和社会样貌，对揭示从汉唐以来新疆地区对中央政府、中原文化认同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了考古学的有力支撑。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城址由城墙和城内高台组成，城墙周长约900米，墙体残存高度1至2米。城内高台区发现了早晚两期遗存及房址等遗迹；早期的遗存在春秋战国中期已出现，至西汉初期发展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废弃。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城东南，是一处有内外三重城址的超大遗址。在内城东高台北部区域发掘出一处高台城址遗迹。其平面略呈长方形，四周有墩台、角楼等建筑。高台建筑经过战国—西汉、东汉和魏晋时期三次大的修筑和改建，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发掘者认为，卓尔库特古城是丝绸之路北道上汉晋时期一处高等级大型中心城址，地位十分重要。由于上述两座城址的地望，与史书中提及的西域都护府所处“乌垒城”有关，加之城址所显示的丰富内涵，较以往考古发现更加具体，为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最终认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史书上提及的汉“疏勒城”，则可能对应着奇台县石城子古城遗址。古城位于天山北坡的山前地带，依地势而建，居高临下。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长约380米，城内西北部有子城。城门位于西侧，还发现角楼、马面、护城壕等设施。城内发现大量的云纹筒瓦、板瓦，具有东汉时期的典型特点。石城子城址东、南临深涧，据以天险，易守难攻，军事色彩十分浓厚，考古学者认为此即史书上提及的汉“疏勒城”。
位于尉犁县东南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则见证了大唐对边疆的有效治理。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椭圆形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据史书载，烽燧（系统）始筑于唐长寿元年（692年），是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为应对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前后大致沿用了近100年时间，是长城向西延伸的实物证据。
新疆考古成果，还生动展现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画卷。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城东北部，发掘揭露出唐代院落、佛寺、景教寺院、高昌回鹘时期罗马式浴场等遗址，以及城墙门道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等种类繁多的珍贵文物。据文献记载，此即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前后，高昌回鹘时期沿用，至公元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废弃。唐朝墩古城丰富的遗存形式，是唐代以来边疆地区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社会缩影。
进入西汉，中央政府通过戊己校尉府（高昌）、伊循都尉府（米兰）、西域都护府（乌垒）的设置，以天山为桥，将这一地区串联成线，构成了汉代“丝绸之路”上最为关键的区域，这是“汉通西域”的历史背景。两汉以后的遗存，其内涵更多呈现汉唐以来新疆的区域特点，勾勒出你中有我、多元交融的民族交往画卷和百川归海、兼收并蓄的发展演进之路，这是历史发展的真实之路，也是了解古代新疆的必由之路。
（作者：丛德新，系新疆大学学科带头人、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