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语言文化的活化石

  我国传统字书编撰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社会用字、维护文字规范，因此主要收录正字。同时，出于正本清源、明确正字的需要，往往也会收录部分俗字。进入字书中的俗字虽然在发挥交际功能方面不如正字，但因较多地保留了造字依据、地域色彩等文化信息，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体现汉字表意性质

  汉字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据义构形，也就是说汉字的形体最初是根据所要表达的意义创制的。造字者要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词义，其所取象的依据一定是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场景，体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以“依类象形”成为早期汉字的主要创造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创造的字就是表意字。

  在使用过程中，出于精确记录语言的需要，音义拼合的形声字逐渐成为主流，但一些地方俗字却顽强保留了以形表意的特点，体现了古人的形象思维方式。例如“赧”，按《说文解字》的解释，“赧”从赤，[图1]声，形声字，义为因羞惭而脸红。司马光本性简素、不喜奢华，在《训俭示康》中自述说：“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形声造字法是从所要表达的意义中取一个关键点用字形体现，而会意造字法则是取两个或多个关键点用字形表现出来。因此，一般来说，会意字比形声字表义要更全面。“赧”这个字的形旁是“赤”，只体现出“脸皮泛红”中“红”这一特征。《玉篇》中收录了“赧”的两个俗字形体[图2]和[图3]。前者由“赤”和“皮”构成，能表现出“脸”和“红”两个语义成分；后者又加了一个“心”，表明是由于心情窘迫而面红耳赤，表义比“赧”要全面、生动得多。

  又如“嫩”字，本义为“初生而柔弱”，字形和字义关系不明确。《龙龛手鉴》等字书收录两个俗字形体[图4]和[图5]采用会意的造字方式，抓住“初生”这个关键意义成分，较直观地显示了整字的意义。《类篇》还收录有[图6]这个形体，通过添加“肉”这一构件，进一步凸显了柔软、柔弱这一意义成分。

  再如“双”字，繁体作“雙”，这个字是在“隻”字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隻”甲骨文形体作[图7]，以手持隹，表示擒获，后借用为表示单个事物的量词。按照一般思路，手拿一只鸟为单，那手拿两只鸟就表示“双”了，据此造“雙”字。《切韵》收俗体字形“[图8]”，在“雙”的基础上再加一只“手”，更直观形象地体现“成双成对”的意思。《篇海》收录[图9]，则直接以“两”“隻”会意，不再从视觉上呈现，但表义更为显豁。

  汉字进入流通领域后，使用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字形进行改造，这在俗字中表现得最为直接。这种改造很大程度上仍是据义构形的体现，从这个动态过程中我们能看出人们生活状态的变化。例如“弄”字，构形本义是两只手玩弄一块玉，表示摆弄、玩弄的意思。随着社会发展和字形演变，使用者对这一构形依据越来越生疏，于是在原字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加上构件“手”，作“挵”，突出手部动作这一特征。之后又造出“挊”字，直观显示两只手上下摆弄的情形。类似这样在使用过程中改造字形的方法很常见，这也是俗体字的一个重要特征。

展现地方语言文化

  文字是人们创造出来用以传递信息的符号，与其所记录的语言及造字者的生活场景、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所以它往往成为其产生地区语言和文化的鲜明标志。俗字由于只在特定区域内通行，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地方俗字成了展现特定地方语言文化的活化石。

  例如，今天常用的“姐”字，《说文解字》：“蜀人谓母曰姐。”段玉裁进一步解释：“方言也。其字当蜀人所制。”就是说，这个字记载了当时四川一带的方言，那么它也应当是蜀地人创制的地方俗字。根据文献资料，汉魏时期这个字也用于对妇女的一般称呼；大约在唐宋时期，逐渐用以称呼同父母且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子。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近世多以女兄为姐，盖尊之也。”另外，《说文解字》中“南昌谓犬善逐兔草中为莽”“汝南名收芋为叔”“东楚名缶曰甾”等条目，也都记载了相关字形产生的地域，显示了这些字由地方俗字转变为主流正字的情形。

  据义构形是汉字构形的基本特点，但如果要表示的意义难以用具体形象表现出来，则只好从语音角度为其配备字形。一般情况下，这要通过字形借用来实现，但在某些方言中，造字者采取直接模拟发音的方式达到目的，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方俗字。

  “覅”字即是如此。这个字源于吴语，范寅编纂的《越谚》中有收录。它是“勿”“要”二字的直接拼合，流行于江浙一带。当地人说“勿要”说得快了便会并为一音，但写下来仍用两个字。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在“例言”中专门解释了这个字：“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情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为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又如，“嫑”是“不”和“要”的拼合，这个字在不同地区的方言中有不同读音，在西安方言中读音同“报”，在成都方言中则读“表”。其他如“嘦”“孬”都是此类现象。

  地方俗字不仅能显示一定的语言特征，有些还能再现当地的民风民俗，“蚕”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养蚕缫丝是华夏先民的伟大发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因此，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神圣起来，这也体现在了文字上。“蚕”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是个象形字；到了《说文解字》中作“蠶”，字形结构为“从[图10]，朁声”。由于这个字过于复杂，表音构件过于生僻，于是民间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简化，创造出“蝅”（《龙龛手鉴》）、“[图11]”（《直音篇》）、“蚕”（《广韵》）、“[图12]”（《玉篇》）等形体。最后一个字形生动反映了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人们的风俗习惯相对应。东南地区的蚕农有“拜蚕神”的习俗，称蚕神为“蚕花娘娘”，放在庙中供奉，定时祭祀。“[图12]”这个字就鲜明体现了这种习俗，既表现了人们对“蚕”的崇敬、神化，又没有改变其为“虫”的本质。

  传统字书中保留的古代地方俗字是汉字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负载了特定的文化信息，是地域文化的鲜明体现。对于这部分汉字我们应深入分析研究，使其在汉语汉字理论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郭照川，系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