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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8月11日 星期日

    地方俗字蕴含丰富文化信息

    作者:王建军 《光明日报》( 2024年08月11日 05版)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一:四川日用书《随身宝》中收录的地方俗字

        图二:广东肇庆契约文书的画押符号

        图三:《四书总字释义类编》整理的俗字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汉字与民俗】

      俗字往往带有地方性和民俗性,是某个地方的人们根据当地文化习俗和方言词的需要而创制的字,包括特殊形体和特殊用法。在一定条件下,俗字可以转化为正字,如地方俗字可以被吸收为通语正字,前代的俗字可以成为后代的正字。历史上的俗字,有不少被历代字典辞书收录而得以流传;近现代的俗字则基本保留在民间文献中,需要搜集和整理。俗字是反映民俗文化的重要材料。

    1.来源于哪

      传世的正统文献用字比较规范,罕见俗字。但历代字典辞书往往会收录一些当时的民间俗字,从而为研究古代俗字和民俗现象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

      例如,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将同职能的异形字分为“俗、通、正”三类;张参的《五经文字》有“同、通、借、讹、俗、或、别、古今、相承、隶变、隶省”等说法;五代释行均的《龙龛手镜》每字下都注明“正、同、通、俗”等类别属性,其中的“俗”就是当时俗字的收录。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以秦汉可见的小篆为收释对象,原本是没有俗字的。而五代宋初的徐铉、徐锴在整理改编《说文》时,加入了不少俗字材料。徐铉本《说文解字》在“臣铉等曰”的按语中增补了一百三十多个“俗字”。如,“吝,今俗别作恡,非是”“赴,今俗作讣,非是”“瞑,今俗别作眠,非是”“雅,今俗别作鸦,非是”。这些当时被认为“非是”的俗字,很多后来成为正字。

      宋代以后,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各类民间文献应运而生,主要有碑刻、契约、民歌唱本、通俗小说、宗教经文、蒙学读物、医药书、方志、族谱、账本、票据等十多种。这些民间文献是地方俗字的重要载体。同敦煌文献中俗字“遍满经卷”一样,不同地域民间文献中的俗字俯拾即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关于这一点,晚清徐珂在《清稗类钞》曾有记载:

      “各地通行之俗字颇多,今略举之。京师人所用者如下:[图1]音近砌,陋也;您,音近凝,义似尔、汝,施之于较己为尊者也。衡州人所用者如下:𨉖,音鑽,𨉖林,地名,产茶叶。苏州人所用者如下:覅,勿要切,不要也;朆,弗曾切,勿曾也。广东人所用者如下:亚,音阿,阿俱写作亚;奀,音茫,弱也;[图2],音矮,人不长也;閄,音或,隐身忽出也;[图3],音勘,岩洞也;泵,音聘,水中矶也;氹,音泔,蓄水为池也;圳,音浸,通水之道也;乪,音囊,水之曲折也。”

      近代刘复、李家瑞依据《古列女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娇红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目莲记弹词》《金瓶梅奇书前后部》《岭南逸史》12种民间刻本文献编写了《宋元以来俗字谱》,集中收录了六千多个俗字。

    2.何以产生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语俗字的数量出现了一个高峰,其中大部分是记录各地方言词的地方俗字。这些地方俗字的产生与传统社会生活对文字的需求息息相关,具体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因农事生活而产生。

      例如,四川盆地古时是天府之国,传统农业灌溉条件好,当地百姓利用一切土地资源进行耕作,描绘土地形状的方言词汇非常多,因而相应地产生了许多记录这些方言词的地方俗字。川蜀地区流传的《随身宝·田地类》(图一)全文仅有一百五十来字,却收录了“乂、氹、孬、朖、圞”等二十个俗字。

      这些俗字,有的只在四川地区流行,在四川以外的文献中少见。而恰恰是这些只在四川地区使用的地方俗字,真实折射出当地百姓对土地那种“锱铢必较”的心理。

      第二,因地域差别而产生。

      清嘉庆年间,河南偃师曾流行《分类俗言》,其中《人事类》“榨酒,踩麴,淋醋,拌糠,抹桌,搬座,扫地”出现了新造的俗字“麴”;《饮食类》“枣糕,月饼,藕粉,糖圆,麵[图4]”出现了新造的俗字“麵”“[图4]”。“麴、[图4]、麵”在北方文献中均采用“麦”作形旁,而在南方民间文献中则写成“粷、糊、糆”,采用“米”作形旁。例如,湘赣边界抄本《四言杂字》:“酒粷雄黄,鱼粉甘草。”再如,赣南地区《二言杂字》:“糆糊,馄饨。”究其原因,河南偃师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麦子,主食以面食为主,故俗字采用“麦”作形旁;而南方地区多种植水稻,主食以大米为主,故俗字采用“米”字旁。

      南北不同的两套俗字,如果从规范和使用的角度来看,不仅繁冗,也造成了交际负担;但是,这两套俗字反映了不同地区百姓对事物特征认识的不同,同时也体现了百姓使用汉字的灵活性,反而是汉字与汉语磨合共生关系生动而具体的表现。

      第三,因民俗崇拜而产生。

      《太平天国印书·钦定军次实录》:“且具有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图5]等妖魔字样。”其中使用的“[图5]”是“廟”的俗字。明清以来,龙母庙遍布珠江两岸,如乾隆三十九年版《梧州府志》:“龙母庙有二,一在城西北二里许桂江上,宋建,明万历间修;一在西南十里长洲岛尾,俱滨江。”此外《德庆州志》《藤县志》《岑溪县志》等地方府县志都有本地龙母庙的记载。

      时至今日,龙母庙依然在不少地方存在,民间因庙中祭祀龙母,故将“廟”改成“[图5]”。笔者所收集的珠江流域中段的医药、杂字、契约文书等各类民间文献中,也多处可见“[图5]”字。因此我们认为,“[图5]”是个以珠江流域百姓民俗崇拜为基础而创制的地方俗字。

      第四,因书写习惯而产生。

      传统社会老百姓在签订契约时,需要有中人在场,中人签字之后需画押用作证明。南方地区中人画押的符号各式各样,如“忠(并非忠字,寓意中间人客观公允的态度)、[图6]、忩、[图7]”等(图二)。这种起证明作用而兼表中人祝福和立场的画押符号有些后来成了可以通用的俗字,如“[图6]”被各类民间文献使用并在岭南地区流行,其来源正是民间画押的习俗。

    3.整理保护

      民间文献或各种生活场合所使用的地方俗字历来少有人关注,尤其为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所不齿,反而是民间儒生汇编的各种实用字书,如《四书总字释义类编》《乡音字类》《万字归宗》《训蒙别字》等,对地方俗字作了些许归纳和整理(图三)。

      此外,还有真正关注和使用地方俗字的百姓,为生计编写了各类识字文献,如《杂字旁通》《日用俗字》《土音杂字》《口头语俗字》《乡音俗字》,等等。这些识字书以及其他民间文献不仅收录了大量俗字,也创造了大量地方俗字。

      时过境迁,大多数地方俗字所使用的历史场景已经迹绝影息,这些冷僻的、形体结构未经规范的地方俗字已不再被人们使用。但是,文字的使用和文字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同的。文字从使用层面上来说,需要简洁与规范;而文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却需要我们去发掘和保护。

      存世民间文献曾经使用的地方俗字,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昆山玉”“合浦珠”。当下学人如能咀嚼英华,系统地将这些俗字收集和整理,包括搜集影印民间文献,识别考辨俗字,编撰俗字字表字典等,不仅对语言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借助俗字窥探研讨传统社会的生事葬祭和礼乐农桑等习俗,挖掘更加深层的文化价值。

      (作者:王建军,系梧州学院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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