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如火的诗笔”

  “一滴墨水，可以唤起千百万人的思想。”——拜伦的诗句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他不但用心灵书写想象的诗，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人生的诗。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用一个章节来叙说拜伦，称我们需要对前一个世纪的社会结构、价值判断、世界观进行重新评估，有些人的重要性可能上升，有些人可能下降。“拜伦在那些重要性上升的人群中，具有很高的位置。”

奔赴希腊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世界知名的浪漫派诗人，曾经创作了《唐璜》《曼弗雷德》等传世巨著。拜伦于1824年4月在希腊逝世，时年36岁，今年是他逝世二百周年。在去希腊之前，他曾经在诗歌《三十六岁生日》中写道：“如果你后悔青春无为，活着为何？/光荣死去的国度就在这里：/——奔赴这里的原野，献出/你的生命吧。”

  拜伦去希腊，显然是为了支持希腊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当时的希腊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它的人民已经沦为亡国奴。1821年那里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拜伦正是作为一名战士和勇士加入了这场斗争。他是为了希腊的民族独立而来，也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解放而死。在另一首诗《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中，他写道：“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为邻国的自由战斗！/去关心希腊和罗马的荣誉，/为这番事业断头！”

  拜伦有天生的足残疾，根本不适合行军打仗的戎马生活，但是他慷慨捐赠4000英镑，以便重振希腊海军。他招募士兵，建立了“拜伦旅”，决心要推翻奥斯曼帝国在希腊的殖民统治。当然，他的雄心壮志没有实现，他的事业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在《唐璜》第三章中写道，“希腊群岛啊，希腊群岛！/你有过萨福歌唱爱情，/你有过隆盛的武功文教”，但是如今，“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拜伦认为希腊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当代希腊人身上，只有他们揭竿而起，以祖先的勇猛和正义，推翻外来的侵略者，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

  这就是他著名的诗篇《哀希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首诗曾经多次被译成中文，现存的版本之众，足可以说明它对国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该诗的译者包括苏曼殊、胡适、闻一多、马君武、查良铮、卞之琳、杨德豫。在那个年代，希腊的命运让众多的国人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的命运。拜伦对希腊国运的哀叹，对希腊人民的激励，以及诗歌展现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正好是当时的中国所急需的。

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

  拜伦之所以大力支持希腊的民族独立，除了他天生的叛逆性格以外，也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1788年，拜伦出生于伦敦的一间简陋的租住房里，其父亲约翰·拜伦和母亲凯瑟琳·戈登都来自贵族家庭。父亲挥金如土，很快耗尽了家产，母亲只得带着年幼的拜伦回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1791年，拜伦的父亲在法国去世。拜伦十岁时，其伯父威廉·拜伦去世。家族的世袭爵位意外地落到拜伦身上，他成为第六世拜伦勋爵。

  1805年，拜伦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文学和历史，他不是一个刻苦的学生，却能广泛涉猎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同时也从事射击、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剑桥学生喜爱的各种活动。1806年，拜伦出版了早期诗集《即兴之作》，同年他认识了三一学院的同学约翰·霍布豪斯，两人成了一生的朋友。1807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闲暇时光》，却受到了正统的《爱丁堡评论》杂志的恶意攻击。作为回应，他于1809年发表了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者》，反对文学界的权威，赢得了广泛关注。

  虽然拜伦出身贵族，他常常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边。1809年3月，拜伦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英国上议院，他在议院发言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独裁和同情民众的进步立场。他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反对托利党政府对诺丁汉抗议的织布工人采取的暴力镇压；他第二次发言是呼吁政府给予生活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他的第三次发言是呼吁取消将欠债等同犯罪的法律条款，关闭关押欠债人的监狱。

  1809—1811年，拜伦与霍布豪斯一起开启了他们的欧洲“大巡游”，先乘船到葡萄牙里斯本，再骑马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经撒丁岛、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到阿尔巴尼亚，最终抵达希腊名城雅典。拜伦此次出国远游，饱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色，观察了各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以及他们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他和霍布豪斯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内陆，参观了位于土耳其的特洛伊古城，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回国后，他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前两章，并于1812年正式出版，在文坛引起了轰动。

  该诗与其他浪漫派诗人的欧洲游诗歌不同，它不是游山玩水之作，不是仅描写秀丽风景和风土人情，而是访问了诸多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和政治抱负。在第一章中，拜伦歌颂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军队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他也揭露威灵顿公爵领导的英国远征军在西班牙的不光彩勾当——他表面上是保卫西班牙的自由，而实际上是为英帝国捞取利益。在第二章中，拜伦哀叹希腊人受奴役的处境，并指出希腊人民必须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不是等待别人来赐予他们自由。“世袭的奴隶！难道你们不知/要自由的人们必须/自己去战斗？胜利必须由他们动手去获得。”

  1812—1816年，拜伦一直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感情旋涡之中。他在伦敦的社交圈中有众多崇拜者和追求者，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仍然创作了一系列“东方故事”，包括《异教徒》《阿比多斯新娘》《海盗》《拉拉》。1815年1月，拜伦与安娜贝拉·密尔班克结婚，他们的女儿奥古斯塔·艾达于当年底出生。拜伦夫人希望用她的正统思想来改变拜伦，但婚后一年，她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随后，她便带着一个多月大的女儿回到娘家，这为拜伦招来了更多的议论。

巡游与写作

  1816年，拜伦离开英国，至死都没有再次踏上英国土地。“别了，别了！我的故土，/消失在蓝色海水的远处。”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借恰尔德·哈罗德之口写道：“欢迎你，欢迎你，深蓝的巨浪！/……欢迎你沙漠，欢迎你洞穴！”他顺着莱茵河进入瑞士，在日内瓦与另一位英国流亡诗人雪莱、雪莱未来的夫人玛丽·葛德汶，以及玛丽继母的女儿克莱尔·克莱尔蒙会合。在1816—1817年间，拜伦撰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和第四章、叙事诗《锡雍的囚徒》、悲剧《曼弗雷德》，将他的经历和见闻写进了这些作品，内容包括滑铁卢战场、卢梭的故乡、瑞士的湖光山色、日内瓦的锡雍城堡、伯尔尼高地。

  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三章中，拜伦在日内瓦向两位法国哲学家卢梭和伏尔泰致敬，认为是他们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先河，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铺垫。拜伦在法国大革命的爱国将领马尔索的墓前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献出了生命。在滑铁卢战场，拜伦不仅批判拿破仑的帝国扩张，更是谴责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封建君主，以及由他们构成的“神圣同盟”，因为他们是欧洲的压迫者。在第四章中，拜伦哀叹在奥地利统治下挣扎的威尼斯，谴责费拉拉的地方暴君，歌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拜伦坚信，虽然欧洲有许多国家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但自由终将在欧洲获得胜利。

  《锡雍的囚徒》讲述了瑞士的爱国者弗朗索瓦·伯尼瓦尔的英勇事迹。他曾经领导了日内瓦人民的起义，试图推翻奥地利侵略者的统治，把侵略者从日内瓦这座美丽城市驱逐出去。但是他们的起义失败了，伯尼瓦尔被捕后被囚禁在日内瓦湖畔的锡雍城堡。拜伦在日内瓦期间与雪莱一起专程访问了这座城堡，并称伯尼瓦尔为“永恒的灵魂”，把他视为“自由”的化身：“锡雍，你这座监牢是一个圣地，/你这个阴郁的地面是一个圣坛，/因为伯尼瓦尔印下了深深的足迹……/它们向上帝控告暴君的凶残。”

  1817年，拜伦和霍布豪斯来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在《贝波》中，拜伦把意大利的热情与英国的内敛进行对比。1818年，他变卖了纽斯泰德庄园，偿还了他的债务，同时也缓解了他的经济状况。他开始了史诗《唐璜》的撰写工作，并于次年出版了前两章。在威尼斯，拜伦还认识了特丽莎·古奇奥利伯爵夫人，并通过她跟她的家人，包括她父亲甘巴伯爵和兄长彼得建立了良好关系。1820年，拜伦随特丽莎来到了她的家乡拉文纳，参加了以推翻奥地利统治为宗旨的地下组织“烧炭党”。在拉文纳，他创作了《唐璜》第三至五章、诗剧《马里诺·法利埃洛》《萨达纳帕勒斯》《福斯卡利父子》和《该隐》。

  诗剧《该隐》一反圣经故事的原型：人们所知道的该隐是一个不守教规、反对上帝的叛逆者，是人间第一个杀人犯；而他的兄长亚伯是上帝的忠实仆从，也是该隐的受害者。但是在拜伦的诗剧中，该隐变成了一个反抗权威的英雄。诗剧质疑上帝对人类和万物的仁慈，拒绝盲目地崇拜上帝。该隐是一个骄傲的叛逆者，因为他不希望成为一个卑贱的奴隶，而是宁愿献出生命，也不愿一生生活在奴役之中。拜伦的该隐超越了弥尔顿的撒旦，因为他被塑造成了一个保卫自由的战士。而诗中这个上帝，显然有着英国国王和贵族的影子。

  1821年，“烧炭党”的起义失败后，特丽莎和其父兄被驱逐出拉文纳，拜伦随他们来到了比萨。在比萨，他与雪莱等人再次会合，形成了“比萨朋友圈”。1822年，拜伦在莱格霍恩租了一套别墅，邀请英国诗人李·亨特与他们一起创办杂志《自由人》。该杂志第一期便发表了拜伦抨击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的《最后审判的幻影》，拜伦后期的诗作，包括《唐璜》第六至十六章，都首先发表于该杂志。

  《唐璜》所讲述的故事同样基于拜伦的欧洲“大巡游”经历，即从西班牙出发，经过希腊、土耳其、俄罗斯，再回到英国。拜伦将唐璜这个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进行了改编，通过唐璜的漫游和他的双眼，针砭时弊，抨击腐败、伪善等等。经过改编的故事已经不是一个浪漫传奇，而是一个关于1780—1790年欧洲的讽刺史诗，反映了“滑铁卢战役”后欧洲的社会与人文景观。当然，拜伦的讽刺矛头直指独裁者、战争贩子、反动政客。“我将教石头奋起，如果可能，/反抗世界的暴君。”诗人表现出“对独裁统治的直白的、发誓的、彻头彻尾的厌恶”。诗歌预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这个新世界将在革命中诞生。“‘上帝保佑国王’和国王们吧！/如果他不保佑，我怀疑人民也不会——/我听到一只小鸟在歌唱，/人民随时间推移将会更强大。”

“积极浪漫派”

  在中国，拜伦与雪莱齐名，始终和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他们富有反抗精神的文学，以挽救国人垂死的人心。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二期上刊登了拜伦的铜版画，亲自撰写了拜伦的生平，称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也……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拜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军独立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

  1907年，鲁迅撰写了《摩罗诗力说》，在其中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欧洲诗人归为“摩罗诗派”。在梵语中，“摩罗”的意思是“魔鬼”，意指他们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在统治阶级眼里堪比“魔鬼”。鲁迅称拜伦“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盛赞拜伦诗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于荡涤，……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鲁迅显然在拜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拜伦对那些深陷压迫的人民深表同情，却又怒其不能奋起抗争。鲁迅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拜伦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推己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应该与拜伦感同身受。

  在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英国浪漫派诗人一般被分为两代，甚至分为两派。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所代表的老一代“湖畔派”诗人之所以是“消极浪漫派”，是因为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从支持转向了反对和拒绝，因此他们常常受到来自年青一代“积极浪漫派”的奚落和批评。雪莱在《致华兹华斯》一诗中批评其在创作生涯的后期，背叛了他曾经为之献身的真理与自由：“你抛弃了这些，我不禁哀悼/过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如此。”在《彼得·贝尔三世》中，雪莱以讽刺诗的形式模仿华兹华斯的同名诗歌，再次批评他背叛革命。

  在《唐璜》中，拜伦把唐璜的青春期焦虑比喻为华兹华斯式的孤独，“在小溪边漫步，/冥想着纠缠不清的观念”；他把唐璜情欲躁动的胡思乱想比喻为柯尔律治式的哲学，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像柯尔律治那样的玄学家”。拜伦在《最后审判的幻影》中不仅批判国王乔治三世与自由为敌的“独裁”，而且奚落骚塞是极力吹捧乔治三世的马屁精，想象他的诗歌像魔咒一样吓跑了天堂里的天使、魔鬼和幽灵，最后圣彼得忍无可忍，用天堂之门的钥匙敲击他的头部，他掉到人间，掉进了湖中：“他一开始沉到了湖底，像他的作品，/但很快又浮起来了，像他自己，/因为所有腐败东西都会像瓶塞漂浮。”

  《拜伦传》的作者莫洛亚说：“拜伦挥动着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望，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上。”

  拜伦创作的激情犹如火山喷发，他说：“它就像怒火一般时常到来，然后，如果我不创作以倾泻心中思绪，我会发疯。”拜伦诗歌就是在这样的“想象力岩浆”中爆发出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杰作。拜伦还将他的诗歌比喻为翻滚的海浪，永不停歇。“诗名虽然是一阵轻烟，它的芬芳却刺激思想。那最初作为唱歌的不安的感情还是要求表现出来，和过去一样；有如海波最终冲到岸沿才碎没，热情也把它的波浪冲激到纸上而成为诗歌。”

  （作者：张 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