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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是一项以宏观调控为基本框架，把总量政策、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结合起来的基础性、综合性、长期性政策。确立和实施这项政策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宏观调控的实践框架、新发展阶段的实践背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实践框架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认识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解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最终会面临理论上的制约，即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无法有效解释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内涵。
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中，宏观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缓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总量性的，不包含结构性政策；政策取向和目标是短期性的，不包含长期政策取向和目标。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与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是相联系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需求的长期影响，把总需求当作短期波动因素，因此其宏观政策把需求管理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短期政策，调控时间过于短暂，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只能应对库存周期和投资周期的需求波动，而对于超长期技术周期引起的需求波动，基本上不能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宏观政策框架，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人均收入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会出现阶段性下降，同时经济增长和需求增长相互影响，需求增速下降日益成为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在这个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总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增速下降不是短期性或周期性的，而是阶段性并转变为长期性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阶段变化之后的需求增速回落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需求对增长的制约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或者说不是短周期的而是长周期的，需求增速在阶段性回落后，不会再出现周期性回升，而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
正确理解、深入把握我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政策，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构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协调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框架。
从实践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宏观调控早已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扩大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时空范围，相继运用了包括总量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保政策、区域政策、城乡政策、改革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趋势和特点表现在：一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化。改变以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为基础的宏观政策取向，实施以稳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可持续政策的宏观经济治理。提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并逐步转变为以跨周期调节为主线。二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性。更加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促进发展与防控风险相结合，调控政策与改革政策相结合，更加注重实施统筹兼顾、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系统化政策。三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性。不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方式和方法，强调从中国发展实践和政策需要出发，坚持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宏观调控实践，发展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框架所涉及的政策范围相当宽泛，是一种全面系统的宏观调控，不仅包括短期性政策，而且包括中长期政策，实施的往往是具有一揽子性质的综合政策措施，越来越体现了以立足长远、加强统筹为特点的宏观政策取向。
新发展阶段：政策实施的实践背景
经济发展阶段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背景，这里的发展阶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发展趋势的阶段性，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由客观趋势决定的阶段；二是指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个由发展目标决定的阶段。发展趋势的阶段性与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是相互联系的，客观发展趋势是我们确定重大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同时，发展目标的阶段性离不开发展趋势的阶段性，会受到客观趋势的规律和特点的影响。两种阶段性特点共同决定了阶段性政策的大背景。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确立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重新探索发展方向和路径的过程。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提出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思想，对突破结构性问题和发展模式的制约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同时面临发展阶段转变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必须不断突破需求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看到，解决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依然较强。受多种中长期因素影响，我国需求收缩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加大。二是结构性问题对发展的制约依然突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问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束缚是深层次原因。三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统筹实现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依靠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宏观政策也需要满足以下实践需求：一是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着力拓展有效需求空间，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二是坚持把解决结构性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破解供求结构的内在矛盾，使供给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优化相互促进。三是坚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力度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不断排除制约生产力特别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四是注重加强统筹政策的综合协调作用。重点是更好统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促进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相互作用；更好统筹促进发展与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创新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实施的实践要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大调整转变，这对宏观政策特别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调控政策和改革政策的结合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
增强了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持续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提升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增速和比重，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作用，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和长期需要。以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支撑，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更多地通过扩大内需增强对外需的吸引作用，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增强了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对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引领潜在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加强战略重点。主要是适应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需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视角和战略重点，更加注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最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主要是围绕畅通要素流动和市场循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需求侧管理能力和水平，带动有效需求较快增长，促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改革等。
提升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事关全局的发展战略调整转变，也使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意义明显上升。一是加强了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两大政策的有机结合需要从经济增长的全局出发，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既推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又推动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促进总供求关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统筹两大政策不是短期性任务，而是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需要。二是加强了基础性和综合性意义。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在畅通经济循环和提升循环动力的过程中，加强两大政策的基础性、综合性作用，增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效果。三是加强了促进统筹工作的意义。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运用统筹协调的方法，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础性统筹政策，有利于带动促进其他统筹政策的安排和实施，如带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
（作者：郭克莎，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