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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的时代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伦理学建设百废待举，如何建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伦理学，成为重中之重。新中国第一代伦理学人李奇、罗国杰、周源冰等既没有因袭“西学东渐”以来的伦理学传统，也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的伦理学，而是自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适应时代需要致力于中国伦理学研究，许启贤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1960年7月，许启贤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任哲学系教师，在罗国杰的领导下参与创立新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编写新中国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他又从北京市委宣传部回到伦理学教研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自此，许启贤同罗国杰等人一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许启贤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在1963年，他就在《江汉论坛》第10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一文，从对道德定义的质疑开始，认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现象的客观规律，而道德不仅仅是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道德定义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但是，也应该看到，经典作家对道德的这种理解，虽然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可是由于他们解决问题的任务和角度不同，所以在道德的含义中，它们并没有而且也不必要包括道德生活中的一切方面”。而对于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道德，必须在内容上给予充分补充，它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而且应该包括道德活动现象。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也为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道德关系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的有机统一”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道德的产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与人类的智慧相关，是人类实践智慧的结晶，充分表明了他在学术上的宽广视野和创新精神。与此同时，他认为，当我们确定了伦理学对象的范围是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后，就需要去发现道德现象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道德意识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道德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规律；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规律；道德同上层建筑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政治、法权、艺术、科学、宗教之间相关联系和作用的规律；道德评价的规律；道德心理活动的规律；以及道德教育和修养的规律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任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许启贤就主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无产阶级的道德理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之一，清除道德残余、树立新道德，就成为伦理学一项严肃且亟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瞻望将来，对我国实现共产主义来说，伦理学的研究就富有更大的历史任务。”第一，要实现共产主义，极大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第二，要批判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和现代修正主义伦理思想；第三，要深入系统地学习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依据他们的观点和原则来编著一本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第四，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整理和继承我国过去伦理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关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许启贤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研究伦理学的根本方法。这要求我们在研究道德这一现象时，必须把它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必须把它和人们的道德关系与道德活动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就是脱离了人们的经济关系，采取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再者，在伦理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许启贤认为，在研究伦理学时我们必须要坚持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必须把科学的冷静态度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可见，许启贤并不主张把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而是要以科学性为前提，这在当时的伦理学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思想解放。
许启贤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的构想既没有完全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解释，也没有照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科书，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当下时代的思想道德话题、立足中国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为后来具有标示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著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教程》《伦理学》等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2、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开拓深化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研究的深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刻不容缓，许启贤是该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他于1993年起在《道德与文明》连续4期发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发展论纲》，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这部40余万字的书稿写作，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创造性地提出了“四阶段说”。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早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产生一方面与他们参加革命活动紧密联系，也与他们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同步。大学毕业后的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但从总的倾向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还未摆脱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束缚。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马克思首次集中论述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用生产关系说明了道德现象的实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资产阶级道德进行了系统批判，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原则规范。许启贤认为，一种思想的产生既与思想者所处的时代相关，也与思想者的实践相连，这是研究思想史必须坚持的科学立场。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这也是其伦理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标志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揭示了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一系列问题的见解，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许启贤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明确地、科学地说明了道德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使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由旧伦理学向新伦理学的革命性变革，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最终形成，伦理学也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这一观点一直是中国伦理学界的基本共识。
《共产党宣言》问世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逐渐得到了深化与发展，这是第三阶段。随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问世，唯物史观得到了进一步丰富，第一次从伦理学层面总结了工人阶级的崇高革命精神，分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伦理学角度揭露了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利己主义本性，列举了资本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种种不道德行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科学论证了道德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批判了杜林超阶级、超历史的永恒道德论。1884年问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揭示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阐述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其中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论述，对于伦理学有重要意义。1886年，恩格斯为适应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并进一步阐述了道德的阶级性原理、善恶辩证关系以及人性问题、幸福问题等。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时期，这是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1919年—1949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文中用唯物史观研究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问题。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
许启贤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提出“四阶段说”外，还专门对一些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中的婚姻家庭伦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产阶级道德及其伦理学说的批判，等等。这种全面贯通的研究，在当时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完全得益于许启贤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的系统阅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精确把握，使得原著与原理交融贯通。许启贤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奠基性意义。
3、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理论探索
从学科范式来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属于规范伦理学，其中国化的最大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并使之生活化。这种规范体系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相承继、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一致；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以公正、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等为主要范畴，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为重点。许启贤明确提出“个人品德体系”问题，并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爱国主义道德规范、公民道德、职业道德、领导干部道德、经济道德、生态伦理、出版道德、道德管理等均有深入研究，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许启贤认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必须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要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集体主义是我国人民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下，我国社会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尊重别人、关心集体的良好氛围，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道德规范。许启贤认为，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同共产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把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使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变为现实。因为爱国不是空洞的说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他认为，主要应该围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展开，其核心是搞好现代化建设。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途径是运用一切手段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和学生了解祖国，正确认识祖国，把爱国情感、意志、信念转化为爱国主义的行动。
许启贤是我国第一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起草参与者之一，对此进行了许多深入研究。他认为，“公民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概念，将道德与每个公民自身直接联系了起来，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体化，本身就蕴含着许多新意。他认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一，提出了明确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第二，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出了新的阐述，应该尽量做到替别人着想，力求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第三，明确提出了要“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第四，明确提出了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四结合”的道德教育模式；第五，明确提出了“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第六，明确提出了把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目标管理结合起来。
许启贤作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职业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专门著有《职业道德》一书，不仅研究了职业道德建设的一般性理论，而且对公务员道德、企业道德、民政工作者道德、教师道德等均有涉猎。其主要思考维度体现在如何正确认识“金钱同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同道德义务”“职业道德与职工素质”等三个方面。他认为，如何正确认识金钱的本质，对于端正人们的道德思想，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观是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绝不相容的。道德义务需要同职业责任相结合，这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责任的关系。提高人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则是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一环，因为一个人、一个企业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人们在精神上、道德素质上的境界差别。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职业道德水平、精神境界、道德素质。职业道德建设好了，社会道德风尚才会真正好起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精髓的汲取发掘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自始至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关注。许启贤主要通过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找到了最佳“基点”和“结点”，其观点集中体现在《怎样看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论中国古代的礼仪及其教育》《传统的贵“和”思想与社会发展》《中国传统伦理与官吏道德》《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毛泽东伦理思想》《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儒家对孤儿和流浪儿的关怀伦理》《周公是中国第一位伦理思想家》等论文中。
许启贤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认为对待儒家传统道德一定要有一分为二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传统道德中那些直接维护剥削阶级特殊利益、维护封建宗法关系的伦理纲常，必须彻底批判和抛弃；如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伦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禁欲主义、明哲保身的消极人生观等。而对于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我们应将其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如，崇尚人伦和谐的道德传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以待人的道德风习、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主义美德、舍生取义的道德情操、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意识等。他特别指出，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汲取精华与剔除糟粕并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而是需要结合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是颂古非今、食古不化的文化复古主义。
德治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髓，也是道德实践的根本。许启贤认为，德治必须把加强官德建设和礼仪教育作为重点。中国古代极为重视官吏的道德素养，如“德惟治”“为政以德”等，官吏道德被视为国家兴亡的根本。具体来说，中国古代对官吏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要求：民为邦本，重民爱民；勤政守职，尽心尽力；为政清廉，秉公执政；同僚贵和，举贤尚能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强调为官者道德上的自身修养，并通过“修身”而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伦理连接。与此同时，古代先贤及当政者非常重视对人民的礼仪教育，将礼仪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是连接海内外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其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志。许启贤认为，要解决我国社会现存的种种不知礼、不用礼、不守礼的问题，需要借鉴我国传统礼仪教育的有益经验，结合现今时代的要求，加强礼仪教育。
许启贤是我国较早关注儒家道德管理和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的道德管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儒家基于性善论，主张通过道德来管理国家事务，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道德管理原则，如仁爱原则、和谐原则、惠民原则和教化原则等。道德管理（德治）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较之法治其“成本”相对要低；二是因为其可以触及人的内心与灵魂，更具有长效性。许启贤认为，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用政治、礼治、经济等手段外，还应该用生态伦理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伦理方面提出的许多宝贵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有：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土地问题上，提倡“土地为本”和“地德为首”，要因地制宜并“尽地力之教”；在水和森林问题上，倡导“儆山泽”“养山林”，禁止滥捕乱伐，维护生态平衡；等等。这充分体现了许启贤作为一个伦理学者较早的生态伦理自觉，也表现出他对人类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倡导
许启贤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现实问题。自我国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建设任务以来，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过的许启贤对此有着独特的学术敏感性，率先展开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许启贤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研究。通过研究各国思想家、文明理论家的文明理论，比较他们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的文明论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文明论。第一，文明是个历史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用正确的历史观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第二，从文明的本质来看，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就决定了文明也是社会的品质，文明是社会的文明。第三，文明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总和。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的这方面成果就是精神文明。第四，人类文明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主要有两条：在阶级社会文明只能在阶级矛盾和对抗中向前发展；文明是从低级向着高级发展的。
许启贤还注重文明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汤因比的文明观有过系统研究。汤因比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明史评论家。在汤因比看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史，都各自经历了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四个阶段。汤因比在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文明史的图式后，又系统讲述了关于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宗教是一条主线。汤因比在论述文明生长时，提出了一个玄而又玄的“超人”理论。他认为原始社会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而文明社会却一直处在有力的运动中，是因为有了少数具备创造性能力的“超人”。由此可见，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是比较杂乱、缺乏科学根据的，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英雄观和历史神秘主义的色彩。通过科学系统的研究，许启贤也看到了汤因比文明论中的“合理因素”。如，汤因比不仅批判了“欧洲文明中心”，而且充分肯定了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价值；又如，汤因比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国文明，取长补短，客观上有利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许启贤在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构想。“所谓精神文明，就是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方面的文明，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方面的文明，或者说是和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领域的文明。”精神文明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心理、具有各种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精神文明活动的设施和成果。许启贤鲜明提出了精神文明诸多特征：精神文明内容丰富且结构复杂，精神文明是人类的智慧成果，精神文明和社会每个人都是紧密相关的，精神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等等。
许启贤特别强调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纲领。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革命的理想。理想是鼓舞人们前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无产阶级革命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二是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是建立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是在反剥削、反压迫、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道德。三是纪律。纪律也是精神文明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自觉性基础上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提高自己战斗力并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李建华，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