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追忆】
于北山先生生前为中国陆游研究会首任会长,所著《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为宋代文学研究者必备案头著作,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年谱著作三种》“出版说明”中赞曰:“于北山教授病陆、范、杨三人年谱或失之阙如,或失之简略,矢志以一人之力,积十数年之功,经历非常之痛苦,勒成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人年谱。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先生仙逝已37年,他的《年谱著作三种》在时间推移中越发显得厚重。他一生笔耕不辍,文史淹通,其学术成就不仅止于年谱之作,其对于职官文化、南宋文学史之贡献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我们研读其文章,在其学术进路的探析中,更可见其超出年谱之外的学术成就。
从传统年谱学走向创新年谱学
陆游年谱前人已有成果,清代钱大昕著有《陆放翁先生年谱》,体例谨严但规摹未宏,赵翼著有《陆放翁年谱》,但其考订偶施而事迹多略,而范成大与杨万里年谱则未有作者。1959年《陆游年谱》定稿时,汪辟疆先生指导于先生说:“南宋四大家,尤袤集不传,从文学角度看,对后代影响不大;其杨、范二家,与剑南年相若,道相似,钩稽考定,当无大难。二家年谱,尚不见成书,子续为二谱,亦分内事也。”又说:“范文穆文集已佚,专恃诗集,年谱不易为,辑其遗文,录入谱内,以便学人,亦属要事。”(此两则言论见于蕴生《怀念父亲于北山教授》)于是先生在汪先生指导下,以近八年时间撰成《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三谱》在体例上首“时事”,次“谱文”,再次“注文”。“时事”部分,略记宋、金和战形势,重要大臣的进退与论奏要点等,以与谱主之时代背景、社会现实、诗文内容互相参证。“谱文”着重谱主之爱国思想、进步观点、政治活动、文学见解、仕历变迁、交游动态等方面。“注文”部分包括谱主诗文、仕历和交游等,所占比重最大。《年谱著作三种》创新了年谱体例。于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者评价说:“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于先生在《陆游年谱》“再版后记”中曾说:“此谱于1951年著笔,初稿完成后,蒙南京大学教授罗根泽先生审阅一过,曾谓‘谈到著述,固须首明体例;但体例亦不妨创新。关键处可作分析、评论,直抒己见,融年谱、评传为一体。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前进,年谱亦应前进。否则,流为自然主义、客观主义,与陈年流水簿之旧套何异’!”(《陆游年谱》)至此,年谱不再是史料的简单罗列,而是以史料为骨干的谱主鲜活的生命史,以及时代史、社会史。
于先生在年谱体例方面的创新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朱德慈认为“于氏三谱愈来愈强烈地彰显其评传与年谱相结合的个性特征”。(朱德慈《穷尽诚斋事迹 新创年谱范式——于北山著〈杨万里年谱〉简议》)胡健认为“于先生的‘三谱’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这项工程之所以具有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创新性,《陆游年谱》超越前人而后来居上;《杨万里年谱》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填补了空白;而‘三谱’连壁,则更体现为一种学术拓展,可以说是对南宋中兴四杰研究的一大突破”。(《革新 工程 精神——〈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读后》)
从南宋文学家年谱走向职官文化研究
于先生经历特殊,新中国成立后,即矢志于文史研究。1951年即着手撰写《陆游年谱》,1961年该谱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62年着手撰写《杨万里年谱》,1966年杨谱出版在即,《范成大年谱》也已完稿送审。其中《范成大年谱》的编撰尤为不易。因范成大文集已佚,先生作年谱时通行本《石湖诗集》三十四卷,仅为全集四分之一,而重要文献如奏议、政论、序纪、题跋等等,又均在文集部分,已无由窥其全貌。这给《范成大年谱》的编写带来巨大困难。先生广搜各类文献,采集佚文,文献涉及《永乐大典》《黄氏日钞》《吴郡志》等几十种之多,工作异常浩繁,先生审慎采择,谨慎判断,以成范谱。可见,于先生的学术起点即是年谱编撰。
由于三谱影响巨大,所以大家都认为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在于年谱编撰与史料考订,实际上先生于职官文化也多有心得且有庞大的学术计划。朱德慈认为:“《杨万里年谱》在体制方面的创新还有一独到处,那就是在年谱、评传融合外,另融进中国古代职官文化。于老熟稔中国古代职官文化史,对两宋职官制度研究尤为深入。在《杨万里年谱》中,凡谱主所历官职,于先生均对其来龙去脉、职掌品秩乃至名称之详略或古今正俗之异都给予细致说明,为读者确切理解谱主之阶段性行为、言论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这在一般的年谱著述中甚为罕见。”并认为“《杨万里年谱》同时也是一部简略的南宋职官文化史”。(《穷尽诚斋事迹 新创年谱范式——于北山著〈杨万里年谱〉简议》)充分肯定了先生在职官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事实上,先生1975年曾于《破与立》上连续发表两篇《法家代表人物官历考释》文章,也曾于《淮阴师专学报》发表《中国历史人物官历述录》一文。据淮阴师院退休教师周桂峰先生言,于先生曾计划著《中国官制史》50万字、《中国职官大辞典》100万字,“于先生当年已经做好了完成中国职官制度研究最后成果的一切准备工作,《中国官制史》与《中国职官大词典》已呼之欲出。无奈天不假年,这两部著作胎死腹中,给学术界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贯通千古 精审详备——于北山先生职官制度研究述评》)莫砺锋先生亦感叹说:“于先生在撰写年谱的过程中对古代职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想一鼓作气深入研究,可惜天不假年,竟于1987年遽归道山。已经制定撰述计划的《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与《中国古代官制史》二书未及动笔,成为永久的遗憾。”(《怀念于北山先生》)即使如此,先生仍留下了关于科举制度、职官文化、名人史实等系列有见地的文章,在理论建构与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留下了宝贵财富,如《隋、唐、五代科举制度简述》《隋、唐、五代职官制度简述》《〈儒林外史〉职官、科举名称考释》《王安石官历考释》等。
从南宋年谱学走向南宋文学史构建
史料考订、年谱编撰诚然为先生强项,但其文学本体研究也多有创获,解决了南宋文学史上很多重要问题,在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成就判断、南宋文学史发展源流演变方面,贡献不容小觑。
一是探析源流、分析艺术,构建了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文学艺术研究基本格局。1982年发表了《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认为陆游诗歌艺术来源于诗、骚以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生活实践,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梅尧臣、黄庭坚、吕本中、曾几等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陆游的诗歌创作,南郑从军、西蜀宦游是医治其诗歌“力孱气馁”的对症良方。此文作于1980年3月20日,发表于1982年《古典文学论丛》三辑,是改革开放后研究陆游的力作,对后来的陆游研究具有开先作用。《论范成大》一文认为范成大是“奉使不屈的志士”“为地方兴利除弊的官吏”“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诗人”,奠定了新时期学界对范成大的共识。《杨诚斋在淮上的爱国歌吟》《试论杨万里的爱国诗篇》认为杨万里的爱国诗篇“和陆游、范成大以及其他爱国者的诗词,堪称针磁相投,桴鼓相应”,研究者仅关注杨氏写景诗作是片面的。两篇文章均作于1979年,是改革开放后率先重视和研究杨万里爱国诗篇的论文。《杨万里诗歌的人民性和艺术性》认为“诚斋很长于写景言情”“写景佳作,是由于诗人运用卓越的观察力,捕捉眼前的大自然的美,呼唤起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诗思澎湃而至,脱口而出,随笔而成……诚斋在这方面确有精湛的造诣和独到的成就”。此文发表于1982年,先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艺术鉴赏能力与艺术判断能力,在某些方面给予了杨万里公正的评价。《试论杨万里诗作的源流和影响》一文则较早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发展的观点分析探讨了杨万里诗歌创作的源流及影响,探讨了杨万里诗歌的“变”“绝句”“晚唐异味”等核心问题,肯定了杨万里诗歌的创新性。
二是由“南宋中兴诗人”个案研究走向南宋文学史构建。南宋《论“永嘉四灵”——〈南宋文学论稿〉部分》以相当的篇幅论述“永嘉四灵”的诗歌创作及其成就,认为其诗歌“不用典故,不耍花招,不设埋伏,不炫奇逞博,不夸多斗靡……流丽清新,自有独到处”。此文发表于1984年,当时此诗派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评价也往往偏低,先生能以如此篇幅分析论述之,可见先生之眼光独具。《论张耒诗的思想和艺术》充分肯定张耒诗歌所具有的现实性,并认为其艺术“早年力追杜甫;中晚年后,刊落浮华,自然超逸,稍加厚腴色泽,则颇受晚唐李、杜的影响”。《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试论朱熹的爱国思想及其诗文成就》一文率先看到了朱熹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开启了新时代朱熹文学研究。其他如《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论南宋诗坛开路人之一曾畿》全面地论述了曾氏其人其诗;《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从陆游〈钗头凤〉看他的婚姻悲剧》分析了陆游《钗头凤》词的艺术魅力。还有一些赏析作品,如《游金山寺》、陆游《渔家傲 寄仲高》《双头莲 呈范至能待制》《临安春雨初霁》等若干赏析作品,均载入《唐宋词鉴赏辞典》《历代名篇赏析集成》。
从其所存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所论涉及南宋文学史上诸多大家、名家,在宋代文学研究尚未成气候的时代,在南宋文学尚未获全部肯定的时代,先生深入文学内部,潜心研究,从文学创作本体出发,给予南宋文学科学客观评价,对改革开放后宋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具有奠基作用。先生本打算撰成《南宋文学论稿》一书,并且已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可惜未能实现。
斯人已逝,著作流芳!在先生的学术进路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学人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不断精进的学术追求,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与不断突破自我的学术精神将永远沾溉学林,惠泽后人!
(作者:许芳红,系淮阴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