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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碧玉般的青釉，火焰般的红釉，“淡描五彩，精雅绝伦”的成窑，“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定瓷……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赞誉。今天我们在惊叹这项伟大成就的同时，不禁会好奇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状况如何，好奇青釉、白釉、红釉、釉上彩、釉下彩等工艺究竟如何，好奇中国瓷器输出海外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影响世界造瓷业的发展，等等。对于读者的这些疑问，陈万里《中国瓷器谈》一书一一给出了答案。
《中国瓷器谈》一书的作者陈万里是中国现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有感于“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欲为中国古代陶瓷研究“辟一新园地，扩一新境界”。他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古窑进行实地考察，独辟蹊径地发现了瓷器碎片在考古学上的价值：“此种碎片，现在没有人过问，我想在考古学上是很有意义的……至于物件的完整与否，这不过是供赏鉴家的玩意儿，实际与考古学没有多少关系。”基于对碎片的搜寻与研究，他解决了古代陶瓷史研究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碎片上勾勒出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在此之前，乏人问津的瓷器史如同一件破碎的瓷器，它的“碎片”就散布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分布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每个“碎片”的质料、造型和装饰都凝聚着独特的信息，每个“碎片”都有它不可或缺的价值。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拓荒者，陈万里致力于探究这些“碎片”，在摩挲比对中还原这些“碎片”的位置，重新拼装成一个完整的瓷器。他的瓷器史研究始于碎片，终于成器。
读罢《中国瓷器谈》，你不难发现，全书收录的是陈万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这些文字都是他不辞辛苦行走在大江南北实地考察窑址后的新发现，为中国瓷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我国的青瓷被誉为世界上釉色最美丽、最富于魅力的一种器物，宋代是其烧造技术突破的关键期。在陈万里看来，宋代青瓷远远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在于青釉中含铁量的适当以及还原焰控制的适度，这种技术上的显著进步，是宋代青瓷达到卓越成就的最重要条件。陈万里还专门从釉彩方面考察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他指出，从青釉的发展来看，唐代青瓷烧得最成功的是越器，它的色釉虽然青中闪黄，但是晶莹润泽，陆羽在《茶经》中称其类玉类冰，陆龟蒙在诗中誉之为“千峰翠色”。红釉的烧制难度更大，由于釉料配方中所含氧化铜成分的多少、火焰的不易掌握，加上铜红呈色非常不稳定等原因，所以红釉的烧成，在瓷器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发明。白釉在瓷器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于釉下彩及釉上彩的发展，瓷器本身所蒙覆着的一层白釉愈显重要，因此，白釉就成了烧制精良瓷器的一个基本条件。加彩方面，如青花的淡雅幽静、五彩的缤纷多丽、粉彩的温润柔和，都是为人们所喜爱的，因而加彩瓷器就成为中国瓷器的一个主流。陶瓷界素有“青花贵宣德，彩瓷贵成化”之称，陈万里认为成化窑的用彩方法相当复杂，笼统地给它一个“斗彩”的俗称极不恰当。他以高士杯、缠枝芙蓉罐等实物的用彩方法为例，提出“点彩”“覆彩”“染彩”“填彩”“加彩”的说法，将文献上所谓“青花间装五彩”之说细化了。
多年来，陈万里着重考察了中国瓷器对外输出的情况。他指出，我国瓷器早在8世纪就输出海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由波斯到达埃及，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那时输出的瓷器主要是唐代的越器。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出去的瓷器则主要是青花和龙泉青瓷，同时，他也从国外引进了苏麻离青色料，外来色料的应用使得宣德青花的色泽胜过元代。在外输的过程中，我国的瓷器技术也走向世界，推动了世界造瓷业的发展，日本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来中国学习造瓷技法，在17世纪中叶还从中国引进大量色料，成为瓷器的出口国。
陈万里的瓷器研究既建立在碎片上，又浸润在趣味中，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兴趣与热爱。正如青瓷，既有细腻的质感，又有温润的色泽，折射出作者的性情与胸襟。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瓷器与浙江》，里面收录的访古日记有明代小品文的格调，优美的笔调中透露着闲适与从容，如《余姚上林湖访古记》载：“湖水清流见底，浅处有芦苇，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之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读之，令人神往。
（作者：李贵银，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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