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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0日 星期五

    文学家的衣着

    作者:李玉辉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10日 16版)

      【文人雅事】

      衣如其人,性情不同,衣着往往迥异,文人也不例外。

      鲁迅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所以,鲁迅不讲究穿着,甚至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在孙伏园的记忆里,“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如此简单的穿着,可能与鲁迅学生时代的经济条件和习惯有关。许寿裳说:“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绔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曾与夏丏尊是同事。夏丏尊记得当时鲁迅衣着简单,“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在臧克家的印象里,季羡林“衣着朴素”。1946年,“羡林,在德国留学十年,懂许多种语言文字,刚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路过南京。我们一见,彼此倾心。他在国外待了多年,但身上毫无洋气,衣着朴素,纯真质实,言谈举止,完全是山东人的气质和风度,我心里着实佩服”。在张中行眼中,季羡林“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他装束简单,“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虽然是名教授、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白发,苍老,衣着陈旧”,如此装束,很容易被认为是“老工友”。有一次,季羡林竟然真被新生误认为是“老工友”,并被委托照看行李,他慨然应允。

      在学生陈梦家的印象里,诗人闻一多的衣着也十分朴素。“大约是1928年的冬天,我在南京单牌楼他的寓所里第一次会到他,他的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蔼的”。当时闻一多在国立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陈梦家是法律系的学生,但是,陈梦家经常去听闻一多的课。据陈梦家观察,闻一多“喜穿深色的衣服”,他最爱的颜色也是“黑与红”。到了抗战时期,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闻一多一家生活窘迫,“由春到冬,只有一件旧棉袍和一件灰布长衫交替着穿。一位老朋友实在看不过,送了件半新的灰布夹袍给他,闻一多喜欢得合不拢嘴。脚上穿的布鞋,也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

      与上述几位先生相比,诗人穆旦算是时髦多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吴小如曾遇到这位真诚的诗人,“一个春夏之交的下午,北大教授宿舍中,我匆匆遇见一位年轻、秀气而温文的过客,戴白草帽,穿短衬衫,着短裤,说话的语音诚挚而简单,透出了他的心——一颗热情洋溢的心:他就是穆旦。”

      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人的衣着。赵树理是农民出身,他“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穿着也不怎么计较。严文井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怕冷,秋末一降温,他就穿上了皮大衣。五十年代初,北京各个商场出售的旧皮大衣很多,价钱虽不很高,销路却不好。在‘新社会’,人们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不久前的那些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样。老赵不在乎,就穿上了这种大衣,像一个过去的土‘老财’。但他的每件大衣都穿不久,不是送给人了,就是忘在什么地方了,又得去买另一件。”赵树理甚至连女式皮大衣也穿过,“我记得1952年冬他穿的是一件女式皮大衣,他缩着头,只把那个长而勾曲的红鼻子从那个长长的翻皮领中伸出来,像个寒风中的老母鸡,可他还显得有些陶然自得”。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一度成为流行服饰。在冯思纯的记忆里,父亲废名“一年四季都是布衣布鞋,一套咔叽布的中山装一穿就是十几年”。在学生杨武能眼里,第一次见到老师冯至也是身着中山装,“那一年十月里的一个早晨,在当时破旧狭窄的社科院内通往外文所楼左侧的大路上,我站在一群等待研究生复试的考生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先生。他拄着手杖,头戴旧呢干部帽,身着旧呢中山装,面带微笑,迈着沉稳的步子向我们走来,自然随和地和一些原本认识他的考生交谈”。杨武能感到几分惊异,“大名鼎鼎的诗者和学者冯至先生竟是这么一位蔼然长者!”

      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穿着一套轧必丁藏青色人民装,温煦和蔼,和他犀利拔尖峥嵘恣意的笔锋,决不搭配。他坐在那里,四下望着一室不多的几个人,四方脸,浓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视眼镜,白皮肤,整齐的白牙,望之俨然四十许人,简直漂亮齐整得像晚年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按照官方记录,今年应是六九高龄的老人了。”其实,人民装的前身正是中山装。1980年,钱钟书访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钱先生穿的仍然是一套藏青色的人民装,果然闲雅雍容、丰神俊朗,比照片所见还有风度。”

      有的学者不注重仪表,甚至成了学界轶闻。在学生李埏的印象中,刘文典“这位生活上拖沓,不注意衣冠修饰,有时竟将长衫的纽扣扣错,头发长了,理发师不登门,他就不理发的‘怪人’,在治学方面却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

      在西南联大,连化学家曾昭抡也是衣着随意,有学生在《联大八年》中写道:“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

      衣着事小,关乎性情,可不慎乎!或许,风格或有差异,自由、舒适就好。

      (作者:李玉辉,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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