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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领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参与编纂的《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湖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简牍2600余枚。从纪年来看，简牍主要是汉初吴姓长沙国资料，内容为益阳县署衙档案遗留，记录了当时长沙国辖下益阳县、乡等行政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当时基层社会的实录。
对这批资料价值的介绍，笔者已撰《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述略》一文，不再赘述。此次撰文，是希望探寻井窖出土简牍的性质。
自19世纪末以来，以甲骨、金文、简牍、敦煌遗书等为标志的出土文献，逐渐成为海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对象，引领学术研究潮流一百余年。以“地不爱宝”（大地不吝啬它的宝藏）来形容这些资料的层出不穷，是没有问题的，当前学者亦热爱这些资料。然而，古人如何看待这些资料？尤其是频频发现的井窖简牍。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脑海中不得其解，直到有幸仔细学习七号井所出简牍，方才顿悟。湖北、天津等地虽有若干井窖简牍出土，但数量较少，参照意义有限，故本文以湖南所出井窖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
自长沙走马楼22号井三国吴简发现以来，湖南出土简牍的井窖有近40口，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地区：一是长沙五一广场及周边，出土简牍的井窖有20口；二是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的井窖有11口。这些井窖多被认为是官署遗址的组成部分，有简牍内容可作为佐证。简牍本身，一般被视为官府档案文书，谨慎一些的学者则视其为废弃的材料。
简牍文字所展现的内容，与简牍作为遗物其本身所具有的考古意涵有别，后者要探寻的是这些资料为何会出现于井窖中。
将井窖简牍视为官府文书档案，需要基于三次“剥离”：第一，将井窖简牍与出土环境剥离；第二，将有字简牍与井窖普遍存在的无字简牍剥离；第三，将文书简牍与非文书简牍剥离。经过以上三次“剥离”，以近乎“选精”“集粹”方式所得出的对简牍属性的认知（李伯重语），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准确反映井窖简牍的内容及性质，甚为可疑。
首先，这些井窖几乎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水井，其底层或接近底层的堆积物中出土的陶瓷类汲水器残片，是它们功能的直接证据。水质好坏、水源丰枯、井壁坍塌乃至衙署兴废等，都会影响井窖的使用与废弃。一旦废弃，这些井窖便需要进行填埋，消除安全隐患。因此，井窖中的堆积层，几乎都是由淤泥与各类垃圾构成。这些垃圾包括建筑构件（瓦、砖等）、生活用品（罐、盆等）、竹/漆类生产生活用品（如铲、橛、编织器）等等，亦有植物类和兽骨残骸。不得不指出，简牍只是填埋、堆积物中的一种。
其次，井窖出土的简牍，无字简几乎普遍存在。这里所说的无字简，包括保存完好或相对完好且可用于书写的椠材（数量极少），更多的是指无书写痕迹的残简。以里耶秦简为例，出土时公布的数量是3.6万余枚，经后期辨别与整理，确定带有书写痕迹的不足2万枚，其余几乎都是无字简。新近公布的临武渡头古城遗址一号井、二号井出土简牍近万枚，其中绝大多数都为无字简，有字简大概不超过2000枚。长年处在潮湿、污浊的井窖中，会加速竹木简牍的腐朽与降解，简牍表面剥落导致字迹无存，是无字简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又不完全如此。可以合理推断，在简牍被填入井窖前，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了。
削毁、焚烧是最常见的简牍毁弃办法。依据里耶秦简的茬口走势，刘自稳区分出四类削弃方式：平行（垂直）切割，茬口平整、近乎平行；侧向切割，茬口斜向削尖；凹槽切割，茬口呈凹槽状；组合切割，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式。以此为指引，笔者认为，已公布六卷的五一广场东汉简，有些资料在投入井窖前就被人为毁坏了，进一步可推论，埋入井窖的简牍并非出于有意保存的目的。
被随意弃置于井窖中的简牍，多呈现散乱无序的状态，也有成卷成册弃置的情形。与散乱无序的弃置有别，兔子山遗址七号井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根据张桑田对各层位出土、有明确纪年简的初步梳理，可知年代较早的资料弃置在下，年代稍晚的资料堆积在上。就成卷弃置而言，走马楼J22三国吴简最为典型。整理者在发掘报告中提到，“简牍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简牍之上覆盖一层竹篾席，已残朽。从剖面上看，简牍摆放时对其摆放的部位似未加修整，而是依据堆积的自然状态摆放”。
若这一观察属实，则不得不承认，简牍有散乱无序的弃置，也有整齐堆积的掩埋。后者行为是否属于废弃呢？尽管发掘者兼整理者倾向于废弃说，也有论者认为这是故意安排而非废弃行为。笔者认为，废弃说可从——这批资料中或有人为灼烧的痕迹，又集中深置于井窖的潮湿环境中，出于保存目的的可能性极低。从年代偏晚的相关规定看，文书有长留与非长留之别。今所见井窖简牍，恐均非后世所谓的长留文书。就汉代而言，诸如诏令文书等应属长留，一般文书过了保存期即被毁弃。而且，资料保存首先是要防止火焚与水浸，井窖简牍恰恰出土于潮湿、污浊的环境中，与保存目的相左。
最后，就井窖简牍的文字内容看，文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非文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非文书类资料，主要包括习字简、削衣、私人书信等，零星可见医简、典籍简，以及带有方术性质的“人形简”等。严格来说，诸如簿籍、签牌、名刺等资料，尽管也会被视同为文书，但它们与文书还是有所不同。若把“时间性的继承转化关系”作为区分档案与文书的根本依据，则文书能否转化为档案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属于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也有非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而后者经过若干年的保存后便可毁弃。
在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的简牍中，习字简、削衣所占的比重较大。也就是说，不少简牍是二次或多次反复利用的结果，极可能是当时“以吏为师”的某种表现。对此，杨霜在《秦汉习字简诸题蠡测》一文中有详尽叙述。因此，在当时人的认知中，应该不会将投入井窖的简牍，视为今人交口称赞的“宝藏”，更不会有“地不爱宝”的慨叹。
所谓“人形简”，见于东牌楼J7及尚德街J575号井，共3件，两组资料均制作成人形，其中一面画有眉、口、目（前者还画出了鼻、胡须及躯干），简上书有文字。“人形简”出于何种考虑而制作，又是如何被使用，目前尚不知晓，性质应与一般的井窖简牍有别。另外，新近公布的五一广场“象人”简，与东牌楼、尚德街的“人形简”有别，上面标注有创伤等内容，可能是司法文书的辅助资料。
若上述三点无误，笔者认为，井窖简牍属当时的废弃物。由考古工作者提出而多被史学工作者忽略的此点，经过上述续貂式的补充说明后，或许会有助于思考秦汉时代的简牍分类问题：基于性质与功能的不同，约略可分为废弃简牍与丧葬简牍两类——前者是出土于屯戍、关卡、邮传及衙署遗址的废弃物，后者是出土于墓葬而具有“器物功能”的随葬品。
屯戍遗简、井窖简牍等尽管都是废弃物，但也并非全无研究价值，后世仍可根据废弃简牍，推断遗址性质，窥见时风习俗。如悬泉置为传置遗址，集传送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故出土邮书、过所类资料较多，与河西地区长城烽燧防御系统出土的简牍面貌有别。同理，井窖简牍所在的遗址，是郡署还是县署、是哪类机构，也会影响简牍的内容。反过来，也可根据简牍内容判定遗址性质，以及这些资料是如何进行保存、废弃的。从这个角度看，侯旭东等学者的研究，便有了指导意义，应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张忠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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