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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作家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以某军分区汽车营官兵群体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在边远又高寒的地区跋涉与奔波的日常，以鲜活生动的军人形象、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诠释了当代军人的担当与作为。笔者认为，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凸显使命。《零公里》所描写的某军分区汽车营，主要任务是从驻地叶城往阿里地区运输物资。而从叶城到阿里，要经过多个达坂——即“山顶的隘口”等险要地段，平均海拔5500米以上。因此，官兵们把去阿里叫“上山”，把去叶城叫“下山”。“上山”既意味着冒着各种未知风险艰难跋涉，也意味着履行通信、卫生、炊事等职责。作品在一开始写到的排长田一禾奔赴一号达坂描红界碑上“中国”二字的过程，就让人惊心。田一禾爬了几百米，就喘不过气来，他咬着牙，迎着呼呼大风，爬到了老鸦口，这时他开始头疼，时而迷糊、时而清醒，但尽力不让自己跌倒。当爬上一个山岗、看见了高处的界碑时，他头疼加耳鸣，感到麻木，甚至产生了幻觉，直到“看见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时，心里终于涌出一股热流”。他紧爬几步，接近界碑，完成了“中国”二字的描红任务。之后下达坂的过程，依然困难重重。高原反应使他浑身无力，但他仍然对着界碑行了一个军礼，“转过身，缓缓向达坂下走去”。如许细节，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军人的职责与对祖国的深情。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作者描摹了一名老兵忘我救人的故事——快退伍的老兵李大军，临危不惧，不仅救助了搁浅在达坂崖畔的军车与战友，还义无反顾地把病逝的务工人员遗体从山上运送到山下。因为顾不上自己，李大军冻坏了脚，被背到了医院。书中的事，看似平凡，实则非凡。当汽车兵不易，当高原上的汽车兵更难，从这支顺口溜中或许可以略窥一二：“库地达坂险，犹如鬼门关；麻扎达坂尖，离天三尺三；黑卡达坂悬，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汽车兵经常用这几句话调侃自己，但“说着说着脸色就变了，有的战士还会掉眼泪，但他们把眼泪抹去，不会让别人看见”。他们前行的身影，让人动容，让人心疼。
其二，展现情怀。对于常年奔波在高原的官兵而言，“昆仑卫士”一词有着特别的分量。在汽车兵必经的多尔玛边防连驻地附近的山崖上，写有“昆仑卫士”四个大字，这是多尔玛边防连的至上荣誉，也是昆仑军人共有的精神标记。执行任务的军人们经过此地，都会朝着山崖上的四个字敬一个礼。李大军在新藏线上颠簸了三天三夜，经过多尔玛边防连时，看见山崖，“觉得那四个字像火焰，烤得他很温暖”。如果说，写在山崖上的字是边防战士的职责认同与自我鞭策的话，那么，某军分区决定评选“昆仑卫士”，就是一种对官兵的肯定与期待。全体汽车兵都看重和认真对待，并以极高标准和目标要求自己。在这样一种激励下，汽车营官兵面对各种挑战迎难而上，遭遇重重困难尽力克服。当田一禾、肖凡、丁一龙和于公社四名战士被评为“昆仑卫士”，汽车营获得集体荣誉“昆仑卫士”时，“汽车营的车场里，喇叭声响成一片”，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喜悦，也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忠诚。
作品还写了汽车营官兵亲友们的付出。副连长肖凡三年没有回家探亲，三年后终于回到家里，女儿看来看去只把他叫“叔叔”；排长田一禾的女友马静在和他确定恋爱关系后，兴冲冲地从千里之外来到叶城，但田一禾有任务在身不能下山，马静只能离去……官兵在边境线上戍边卫国，军功章背后有亲友们的一半功劳。
其三，吟诵精神。某军分区汽车营四人和全营官兵都被授予“昆仑卫士”荣誉，是缘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执勤——“他们的付出，是典型的昆仑精神”。正如田一禾在攀爬一号达坂时所想到的那样，“昆仑卫士”并不是简单的守卫昆仑山，真正的“昆仑卫士”是在精神和肉体上经受种种考验。由体力与毅力、信仰与信心、意志与意念等元素构成的“昆仑精神”，是当代英雄精神的体现。作者王族曾深有体会地说：“边防军人身上有一种无比珍贵的奇观，就是物质生活越脆弱，精神生命却越坚强。”这样的精神，就是血液里流淌的英雄主义。坚守在昆仑山上的军人，用坚定的信念、强大的意志，把自己变成了活动的“界碑”。
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充分地体现在“昆仑卫士”们的身上。边境的防卫，国土的安全，军人的使命，战士的责任，在他们那里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这种精神，是边防军人守边卫国的支撑和动能，也是高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正是由于他们的守责，让我们的安全和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
可以说，因为作者王族退伍老兵的出身，让他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素材，以自己的战友兄弟为原型，充满了激情与深情，人物活灵活现，细节可触可感。这样的作品，有血有肉，超越了一般的小说，既有纪实的真实性，又有艺术的创造性，具备审美、认识与教育等多重功能。
（作者：白 烨，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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