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著书者说】

  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在文章史上，他是深受推崇的古文宗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诗文大家欧阳修景仰韩愈，在谈及当时士人追慕韩愈的盛况时曾云：“学者非韩不学。”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在他看来，韩愈以古文为天下立法，是文章宗师，更是精神的立法者。如此尊崇的评价该如何理解？韩愈古文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为什么能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千载？

  笔者近日出版的《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一书，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

中唐时局与儒学普遍性重建

  要了解一个人物，需了解其所处的时代。韩愈所处的中唐，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和平安定，使社会陷入兵连祸结、经济凋敝、财政窘迫、民生动荡的种种危机之中。彼时，作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之一的儒学思想，也遭遇了危机。

  韩愈及其同时代的有识之士，都对时代困局深感忧虑。有的人认为社会矛盾丛生，是由于制度不立、法治不明，主张加强制度建设。如杜佑编纂二百卷《通典》，汇编历代制度施设，期望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杜佑和柳宗元等人还提出要探索“理道”，即治理之道。但是，制度并非万能，韩愈友人张籍感慨：“今天下资于生者，咸备圣人之器用，至于人情，则溺乎异学，而不由乎圣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沉于世，而邦家继乱，固仁人之所痛也。”这就指出，时人虽然遵循着圣人设定的礼仪制度，但内心已经不信圣人之道，人伦道德的衰败是邦家继乱的根本。

  中唐儒学所面临的危机，突出的体现是忠孝观念在维系人心上日趋乏力。唐王朝作为统一的王朝，其赖以维系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儒家的忠道与孝道。这是汉代在统一王朝格局下所确立的安邦之道。安史之乱后，藩镇叛乱频仍，令忠道无比脆弱。随着科举制推行，为官之人常远走他乡赴任，令孝道的践行也面临挑战。在士人生活中，孝亲与仕宦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韩愈《送杨少尹序》曰：“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因宦而游，以官为家，这种现象的流行必然带来社会对人伦的重新认识。人们不得不在亲情之外，与社会成员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朋友之情、同僚之情的意义凸显出来。此时，忠孝凝聚力的减弱，也衬托出佛教教义的区别。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突破家族血缘、身份地位等种种现实的束缚，体现出普遍性的关怀。加之社会动荡，百姓寻求避世与内心安宁，使得佛教影响力日盛。儒学如果不能重建其普遍性价值，就很难与佛教的影响力抗衡。这是中唐儒学面对的重大挑战。

  韩愈积极地回应了这个挑战，其复兴儒学的纲领性篇章《原道》，开篇即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全篇，也流露着儒学为“天下公言”的气象。韩愈提出，圣人的“博爱之仁”，就是关注所有人的人生日常，为所有人建构一整套安顿身心的礼仪制度，“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让作为“天下公言”的儒道，呈现出强烈的普遍性关怀。对于倡导兼爱之论的墨子，韩愈并未如孟子般拒斥，其《读墨子》认为孔子的泛爱博施与墨子的兼爱，彼此可相为用。如此的“孔墨相用”，表露了韩愈追求儒学普遍性的强烈心声。韩愈认为，当儒家伦理成为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时，对它的践行就不再受时局左右，而成为士君子自我实现的内在追求，成为人之为人的绝对意义的体现。在《原毁》中，他谈到古之君子以圣人为法的原因，在于“‘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他认为，对儒家伦理的追求，应该是基于人之为人的价值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精神价值。

  进一步梳理，可发现，韩愈对儒学普遍性的追求，集中体现于对“博爱”与“自强”理念的提倡。其《原毁》云：“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君子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人则宽厚以待。前者是君子自强不息，后者则是宽仁博爱。儒家有追求“为己”之学的传统，韩愈则将“为己”与“博爱”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推崇自守道德并且守道不迁的精神高标，在《伯夷颂》中称颂伯夷“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同时他强调对待他人不应求全责备，而应以尊重和鼓励为本。自强与博爱的融合，为儒学树立了新境界，对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弘扬开放之师道

  韩愈大力弘扬师道，但他并不是对儒家尊师传统进行简单接续，而是着力提倡更加开放自主的从师之道。

  《师说》开篇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这里“传道”被置于首位，强调“道”之于“师”的重要意义。其后的“受业”，不应误为“授业”。“传道、受业、解惑”三者，是基于学生的视角立论，即对于学生来讲，老师是让他传承先圣之道、接受学业、解决疑惑的人。《师说》不是一篇直白宣讲教师作用的“教师论”，而是处处从学生的立场着眼，阐述为学者当如何择师、如何坚定从师之志的“学习论”。它要通过激发学者的向道、向善之志，来鼓励其从师而学。韩愈认为，唯自尊者能尊师，只有学者内心有积极主动的从师向善之志，才能真正做到尊师。

  尊师是儒家的传统，然而在韩愈之前，儒家比较强调师严道尊，强调老师对学生的约束与管教，以及学生对老师的遵从。《荀子》云：“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意即老师要对学生进行管教，体现了礼对人的约束。《吕氏春秋》谈到学生敬奉师长：“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管子·弟子职》要求弟子奉事严师“朝益暮习，小心翼翼”。韩愈的《师说》则不强调严师的威仪和弟子的恭谨，而是在唤醒学者自尊、激励其奋进中循循善诱。以自尊为本的尊师，才能突破门户意识，建立“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师生关系。不仅如此，韩愈还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师生关系应超越现实身份、地位、处境的种种羁绊，成为相互砥砺的精神同道。《师说》结尾处，还特别阐发了“圣人无常师”之理：“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活泼的师生关系。

  韩愈对新的师生关系的倡导，不仅体现在文章中，也体现在收招后学、奖掖后进等方面。彼时，社会上有“韩门弟子”的说法（李肇《唐国史补》）。韩愈和韩门弟子，多数都没有发生在学校里的直接师生关系，更不是科举中的“座主”与“门生”。他们成为师生，是基于共同的求道之志。用一般的标准来看，韩愈与韩门弟子的关系颇为松散多元，亦师亦友。钱基博《韩愈志》记韩门弟子主要有十人：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张清华《韩愈大传》认为韩愈有四友：孟郊、李观、樊宗师、欧阳詹；韩门弟子有八人：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其他研究者还有不同的统计结果，如刘海峰《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提出韩门弟子有三十七人。事实上，这个名单不可能完全统一，韩愈所建立的师生关系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开放关系。韩愈所提倡的师道，强调学生的自尊自重，强调超越门户意识的师生以道相合，为儒家的尊师传统开创出新的格局与气象。

创造“明道”之古文

  韩愈是影响千年的古文宗师。从南宋到明清，古文的创作与传播持续深入，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经典谱系。韩愈作为八大家之首，其影响更是深入人心。对于古文传统的建构，韩愈做出了开凿鸿蒙、发凡起例的创造性贡献。

  韩愈创作的“古文”，与“时文”“今文”相对，后者主要是指自八代以来，直到唐朝还十分流行的骈文。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指韩愈不再因循八代文章的旧路，而是以极大的创造力，建构了文章新体格与新语言。在文章的体制结构上，他围绕拟圣精神塑造古文的灵魂，让古文摆脱中古“家言”的旧格局，成为希圣、希贤主体精神的表达。他围绕定名追求，改造儒家的正名逻辑，为古文建构独特的议论方式。韩愈认为古文具有修辞明道的深刻意义，创作古文既是为文，又是在精神上不断涵养磨炼以优入圣域的过程。主体精神充盈的古文作者，在创作中会有充沛的气势和旺盛的精神力量，其行文必然“气盛言宜”。观览韩文气势，不是一味挥洒倾泻，而是浓烈中有沉郁、奔放中有低回。北宋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文如长江大河，奔腾万里而又深沉博大。读韩文既要感受其汹涌澎湃，又要领略其深沉浩瀚。

  韩愈古文的“造语”成就十分突出，他以“务反近体”的激进追求，实现了骈散的对抗性融合，由此创造出极为独特也极富生命力的新语言。他创造的许多词语、词组，都脍炙人口，成为人们长期使用的成语，例如地大物博、含英咀华、种学绩文、去故就新、闳中肆外、雷厉风行、再接再厉、同工异曲、不平则鸣、垂头丧气、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曲尽其妙、颠倒是非等等。这些只是韩文所造新语的很小一部分，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等表达，也传诵不绝。

  韩愈创作古文，追求“文以明道”“文道并重”。韩愈对“文”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答陈生师锡书》云：“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在《答李图南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文”在韩愈看来，表达了古文作者的主体自觉，展现了精神修养的丰富内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韩愈所创造的古文传统，不是单纯的文章传统，而是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传统。宋代以下，士人代代诵习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深切体会儒家伦理作为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的意义，在古文的化育下，成为彼此同道相应的精神共同体。这个“同道共同体”立足于对绝对信念的信仰、对内在责任的承当，其同道情怀无需依赖亲情的联结和礼法的牵系。韩愈《师说》对此有最好的表达：“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既是表达韩愈所理解的师生关系，也是其所建构的“同道共同体”的真实写照。这个“同道共同体”在千年时间里，一直是士人的理想追求，为新儒学奠定了最广大的社会基础。对中国文化的鲜明自觉，是这个“同道共同体”的核心。涵育“同道中国”是韩愈古文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关注“乡土中国”且终生都在思考，中国如何从“乡土”走向世界。这一思索，与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同心同意。韩愈古文所涵育的“同道中国”的精神传统，正是传统中国走出“乡土”社会的伏笔，亦是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努力，认识这一努力的意义，才能发现近代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其实并不完全是从“乡土”、从“家”起步，曾经伴随古文的传习而影响千年的“同道中国”理想，为这个征程做了准备。

  韩文所呈现的拟圣精神、定名追求、绝对信念、勇毅激情，以及奋进求变的态度，随着韩文在千年间的代代传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之中。在20世纪以来的时代环境中，“同道中国”的精神遗产，并非那么容易被抛弃，它所特有的精神品质，还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面向世界建设中国文化的未来，离不开对“同道中国”的再度思考。理解中国，既要看到“乡土中国”，也要看到“同道中国”。

  综上所述，韩愈是文章宗师、思想巨人，他以重振儒学、弘扬师道和创造古文的卓越贡献，深刻回应了中华文明曾面临危机时士人应如何应对挑战。其古文所涵育的“同道中国”思想，为中华文明探索了超越家族血缘、身份门第的更具普遍性的发展之路。伴随古文的千年传习，“同道中国”理想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韩愈对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者：刘 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