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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14日 星期日

    ·书院街墓地是一处郑州商城早商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书院街墓地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兆域”,为殷墟王陵兆域规制找到了直接来源
    ·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金覆面,比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还要早一百多年

    书院街墓地:拆迁工地下的商都贵族大墓

    作者:黄富成 《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14日 11版)

        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铜戈镶嵌绿松石(局部) 资料图片

        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铜罍 资料图片

        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金覆面 资料图片

        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黄金绿松石牌饰复原图 资料图片

      【考古手记】

      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之地,在中国考古学史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研究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郑州商城发现近70年来,考古工作虽然硕果累累,但考古人孜孜以求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大墓始终觅而不得。书院街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弥补缺憾 填补空白

      2021年5月,为配合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项目建设,书院街片区来了一支考古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启了这一区域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这是一处堆满建筑垃圾的拆迁工地。初次勘察,我几乎对这里的考古价值不抱任何奢望。然而,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我们陆续发现了商代早期白家庄期近乎完整围合的兆沟、中心大墓M2、其他铜器墓葬(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墓葬。——编者注),以及一般墓葬、栈桥式通道、多种类型的祭祀坑等重要遗存。经论证,我们确认这是一处郑州商城白家庄期具有兆域(墓地四周的疆界,后世帝王陵园的起源。——编者注)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书院街墓地兆域的发现,填补了郑州商城空间布局的空白,使商代王都的文化要素更加明晰。墓地距郑州商城南城墙约150米,东城墙约400米,是郑州商城脚下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兆域”——呈近抹角长方形,东西长240米,南北宽130米,总面积达31200平方米;考古发现一系列礼制性的制度传承和创新,填补了商文化诸多空白,为殷墟王陵兆域等丧葬规制找到了直接来源。众多新发现如:兆域、栈桥式通道、墓底多狗坑、多人殉葬、青铜酒礼器、金覆面、铜覆面、黄金绿松石牌饰、大玉戈、高岭土系白陶鼎、玉杖首等,不仅多维度展示了郑州商城早商文明的新高度,而且有许多新的学术突破。

    “铲”尽万难 终得金玉

      “在商王朝竟然有用黄金做覆面的习俗,这为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来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说。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广受关注,而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金覆面,比三星堆还要早100多年。

      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经历了多次人力难以抗拒的困扰。面对困难,我和团队毫不退缩。最终,幸运眷顾了艰苦付出的考古人,尤其是“金覆面”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

      2021年10月11日,考古队员们在一个探方的垃圾堆下发现一件铜爵。我感觉这个迹象不一般,立即指挥队员们仔细清理垃圾,保存完整的地层关系。经过两天的清理,垃圾堆下面露出一座商代墓葬的底部,我们将它编号为M2。墓葬暴露出部分残留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内容之丰富让大家直呼,没想到,没想到!特别是一件金器,造型奇特,形状有点像超大号的扇贝壳。这是什么?怎么称呼?有啥作用……一系列疑问萦绕在我的心头。

      金器在夏商及之前的考古中极少发现,而且多为小型耳饰、颈项环、臂钏等。这件金器宽18.3厘米,高14.5厘米,重43克,含金量83.6%,其硕大的体型、奇特的造型,是目前考古所见唯一一件,其名称、功能、性质等让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由于M2北部残存三具人骨的部分胫骨,我据此推测M2葬三人,墓主人头南向。同时,这件金器因施工扰动,位移至人骨头部西侧墓圹壁上。综合分析后,我推测这件金器的原始位置应位于墓主人头部。结合中国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覆面的丧葬习俗,我推断这件器物是盖在死者脸上的,并定名为“金覆面”。

      此后,我们根据登封二里头晚期墓葬及河北南城遗址先商墓葬中发现的扇贝壳覆面现象,以及内蒙古朱开沟、西安老牛坡、焦作武陟和安阳殷墟等各地发现的晚商墓葬中的扇贝形铜覆面,确定书院街墓地的“金覆面”就是一件罕见、独特的丧葬器,由此也首次识别出了商人这一独特的丧葬习俗。后来,在对M2出土的青铜器碎片修复保护过程中,我们又修复了一件形制结构类似的扇贝形铜覆面。一座墓葬中同时出现一金一铜成组的覆面器,让认识“金覆面”名物、功能等有了更为明确的依据,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

      同时,M2还出土了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牌饰,复原后高16.8厘米,宽15厘米。绿松石镶嵌器是中国8000年以来高等级墓葬的一个重要标识。这件黄金绿松石牌饰,不仅与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铜牌饰在绿松石镶嵌工艺上一脉相承,而且首开中国金玉文化之先河,是高等级礼器的典范,把商代早期文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金覆面”是黄金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也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而黄金镶嵌绿松石的牌饰,则体现了夏商王朝礼乐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此外,书院街墓地还发现了金泡、金箔等金器。这些规模化、大型化、本土化金器的出现,为探讨黄金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技术、路径等方面提供了关键时间、关键地点的材料。

      经过科学的发掘清理,M2最终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及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其中青铜器有鼎、鬲、罍、盉、甗、盘、爵、觚、斝、斗、斨(音枪,柄孔是方形的斧头。——编者注)、戈、刀、箭镞、铜覆面等,金器有金覆面、黄金绿松石牌形饰、金泡、金箔等,玉器有戈、钺、柄形器、鱼、玉饰件等,另有绿松石管、珠及贝币等遗物;随葬品组合有酒礼器、兵礼器、玉礼器、金礼器、覆面礼器等。M2是郑州商城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的墓葬,更是目前所见郑州商城及商代早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其后,在这里陆续又发现了两座铜器墓葬及其他十余座商代墓葬,另有人牲、猪坑、狗坑、牛角坑等各类祭祀遗存,并且发掘出了墓葬区的界沟。综合各种迹象,最终我们确认这是一处商代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兆域之制 礼源商都

      “这(书院街墓地兆域)是殷墟西北岗王陵方形隍壕兆域的前身,将中国兆域的历史提前至商代早期。”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王巍如是说。

      重大考古发现需要有敏感的课题意识和精细的田野发掘支撑。自发现铜器墓葬M2、祭祀遗存及两条近乎平行的东西向人工沟等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以来,我隐隐感到,这不是一片普通的贵族墓地,它极有可能是以M2为中心的高等级贵族墓地,而两条沟应当是墓地的界沟。根据文献记载及其他相关考古发现,高等级贵族墓地应由界沟合围,形成一片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即墓地兆域;现在发现的这两条沟如果是兆沟,显然还有没被揭露的部分。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带领团队,开始围绕墓地南北两条大沟的东西两端做工作。北侧沟的西端已被现代建筑物占压,东端被现代道路打断;南侧沟的西端因拆迁已缺失,唯有东端路旁预留的绿化带存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可能……戏剧性的是,2023年春节前夕,就在大家快绝望时,在南侧大沟东端绿化带内,发现了清晰的指示兆沟拐角向北的关键迹象。最终,经过仔细论证,书院街墓地兆沟是合围的,墓地兆域得以确认。

      令人欣喜的是,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三处兆沟通道,而且这三处通道外侧均有类似门房的相关建筑遗存。南部通道Ⅰ位于南兆沟西段,为地面通道,它实际是利用了此处原有的二里岗下层文化的夯土房基,早期的建筑废弃后,坚硬的夯土地基被用来做出入墓地的通道。北部两处通道Ⅱ、Ⅲ相邻,位于北兆沟东段,为栈桥式结构。通道Ⅱ为两排南北向木桩支撑的桥体,通道Ⅲ为三排东西向木桩支撑的桥体,较宽大。在北部栈桥式通道Ⅱ、Ⅲ的外侧,即北兆沟北侧,发现有残存的墙基、柱洞,复原出了一间南北宽3.3米,东西残长3米的房间。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兆沟通道较少,特别是栈桥式通道更罕见。书院街墓地兆沟通道是研究兆沟通道结构难得的材料,桥在商文化研究中更是少见的遗存,通道外侧的建筑则是极大丰富了商代早期兆域规制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书院街墓地目前发现的20座墓葬集中分布在墓地兆域的东北部,也是墓地地势最低处。M2是最高等级的墓葬,其余墓葬似乎是以M2为首展开分布。但考虑到这是一处拆迁工地,在墓地兆域西部的广大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墓葬,甚至是更高等级的墓葬?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根据地层关系、出土陶片等遗物,结合碳十四测年、骨胶原测年等综合分析得知,墓地兆沟的建造、使用及至废弃均在白家庄期,而白家庄期在商代早期文化中时间很短,推测书院街墓地使用时间较短,可能也就几十年光景。

      对于以上现象,我们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拆迁扰动导致兆域西部大范围内没有墓葬,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兆域西部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其他商代遗存。二是墓地经过规划建造,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就因其他重大变故导致废弃。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综合分析,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我们发现,书院街墓地,从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各类遗存都很丰富,而白家庄期之后,商代遗存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与郑州商城各处考古发现的情况一致。而且,在二里岗时期,书院街墓地区域还是一片生活区,发现多处建筑残迹。到白家庄期,此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建筑的居住功能废弃,改建了一片墓地,这片墓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突然遭到废弃……这种文化现象是否与商王朝的迁都有关?又是否与商王朝内部纷争动乱有关?还是与环境灾害抑或是外部因素有关?这一系列疑问,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揭示,需要我们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埋头耕耘。

      (作者:黄富成,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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