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杜诗学之“英华”

  “杜诗学”这一概念由金代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首次提出。从唐代大历年间樊晃辑录六卷《杜工部小集》“行于江左”，到北宋嘉祐四年王琪刊行二十卷《杜工部集》确立百世祖本，再到明末清初钱谦益、朱鹤龄、顾炎武等学者引领研杜论杜的风潮……直到今天，关于杜诗的讨论一直在中国古代集部之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形成了围绕杜诗原典生发的诠释传统，积累了大量文献和学案，还在千余年的持续讨论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谱系，成为古典诗学的主旋律。然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完整描述自唐至今杜甫研究全貌的通史性著作，诚为学界憾事。

  由山东大学张忠纲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230万字《杜诗学通史》面世，弥补了这一缺憾，为全面了解杜诗学的脉络提供了可能。全书以时间为经、文献为纬，涵盖古今中外，包括张忠纲《唐五代编》、左汉林《宋代编》、綦维《辽金元明编》、孙微《清代编》、赵睿才等《现当代编》、赵睿才等《域外编》六种，对1300多年以来关于杜甫诗歌的阐释研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作为一部通史类著作，该书的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体大思精、严密周详的学术体系。张忠纲先生在《总序》中将全书内容概括为：“（一）自唐迄今，杜甫其人其诗对后世的影响概述。（二）自唐迄今，历代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概况。（三）杜诗流传、刊刻、整理情况的研究。”全书既有文献考论、专题反思，又有通段学术史脉络的勾勒深描。在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周密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前人的错误认知，围绕“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追问，串联起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线索。

  历代文人对杜诗广博的题材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出入经史的思想特质，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宋代编》从“宋人学杜”的维度，总结宋代诗歌学杜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的特征。《清代编》将清代杜诗学的发展划分为清代初期（顺治—雍正朝）、中期（乾隆—嘉庆朝）、后期（道光—宣统朝）三个阶段，既有对各阶段重要杜诗注本的评析，亦有对钱、朱注杜公案详尽的析论，同时对傅山、金圣叹、顾炎武、申涵光、王夫之、潘柽章、朱彝尊、李因笃、王士禛等名家论杜亦作了详细讨论。

  其二，厚积薄发、推陈出新的深入分析。《杜诗学通史》基于史料，又不局限于史料，注重文献与理论、材料与问题的结合，对杜诗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都有透彻发微。

  杜诗文献作为杜诗学研究的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杜诗学的嬗变阶段和演进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元人董养性著《杜工部诗选注》，虽为《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书目著录，在国内却已无传本，仅日本内阁文库尚有藏本，该本由美国耶鲁大学车淑姗博士自日本复印后传回国内，实为珍贵的海外孤本。《辽金元明编》对该本进行详细考证，指出该本先训释字句，注明典故，继而串讲诗意，挖掘作者之情性，具有简约洗练、纲目清晰、便于理解诗意等特点。

  其三，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宏大布局。从时间上看，《杜诗学通史》不仅论述了自唐五代至清代的杜诗学发展，还专设《现当代编》，对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东西文化碰撞中的杜甫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新杜诗学体系的构建以及当代杜诗学研究的新成果都有深入分析。在谋篇布局中，兼顾了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如将中国大陆的杜诗学以1949年、1976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在曲折的研究进程中，又涉及“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多样诠释等核心问题，书中对此也多有阐发，如对胡适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杜诗观予以重新定位，对《民国诗歌史著集成》中的杜诗学作了首次发掘，对分散在《吴宓诗话》《吴宓诗集》中的吴宓杜诗学研究进行系统整理。

  在千余年的传播历程中，杜甫的影响远至东亚汉文化圈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域外编》着眼于此，对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的杜诗学发展有详尽的梳理和介绍，其中涉及洪业、程抱一、宇文所安等诸多汉学家的杜甫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杜诗译介和多种语言的杜诗研究著作。书中既考虑到地域与语言文化的联系与差异，总体上分“亚洲杜诗学史”和“欧美杜诗学史”两编，各编之中又分若干章节，以“史”的要求和逻辑逐层展开，回应了杜甫传播的现实关切。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中称誉杜甫：“以兹赤子心，成彼黄绢辞。大则笼天地，细或入游丝。”在不同的时代中，读者都能从杜甫诗歌中汲取自身所需的养分，而杜甫研究随时代而通变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作为新时期以来杜诗学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杜诗学通史》不仅为当下的杜甫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更从接受史的角度，为如何推广杜诗文化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宽广视野。《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杜诗学通史》既得杜诗学之“英华”，又能“穷其枝叶”，达到了“殊方同致”的期许，所谓布局长远、水到渠成，不愧为杜诗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

  这是一部六卷本的大体量丛书，由于每卷作者研究杜诗的重点方向不同，一些卷册的撰写在某些方面各有侧重，这也为以后留下了广阔的开拓空间。

  （作者：刘锋焘，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