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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统一性与中国历史上绳绳相继的修史传统密切相关，自《史记》《汉书》以来，至清乾隆年间确定的“二十四史”，是最能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典籍系统，其中，成书于初唐时代的《南史》与《北史》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之作
自西晋末年的动乱至隋唐王朝再造统一王朝，中国历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对峙和战争。唐朝建立后，为巩固统一的政治和文化局面，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史工程，这是大一统王朝对以往历史的全面总结和继承，也是对自身历史地位的确立和宣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修史；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同时修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晋书》成书；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记载梁、陈、北齐、北周、隋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修成；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的志业，撰成《南史》《北史》上呈高宗。从629年到659年的三十年间，唐朝史家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这本身就是大一统盛世气象的体现。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成书较早的南北朝八部断代史无疑更具直接材料的性质，而《南史》《北史》则是删削众史而成书，史料价值未免大打折扣。但是，从中国史学传统来说，相比于其他六部成书于初唐的官修正史，《南史》《北史》则是李延寿父子的私家撰述，成一家之言而别出心裁；作为南北朝时期的通史，它们更有“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的历史通识，更能体现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观和时代意识，在史学史上无疑地位更高而声名远播。司马光对助手刘恕说，他“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遂对《南史》《北史》加以“细观”，将其排在了仅次于前四史的崇高地位：“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传家集》卷63）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深知从纷然淆乱的史事中总括贯穿历史大势的难度，也证明了《南史》《北史》作为南北朝通史的价值。毛主席更是以大政治家的眼光指出《南史》《北史》具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经世大用：“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
李延寿父子出身北齐望族，李大师二十岁时，隋朝统一全国，隋末大动乱时，他曾任职于窦建德政权，在唐高祖时被贬西北边地。就在这一时期，李大师开始计划撰写一部南北朝通史。李延寿回忆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北史·序传》）就是说，李大师要站在大一统时代的高度，把南北朝的兴盛衰亡当作一个历史整体来认识和把握，改变南北对峙时期形成的地域和种族偏见，修正对敌国和前朝诋毁不实的记载。如瞿林东教授指出，李大师卒于贞观二年（628年），其时，五代史尚未着手编纂，《晋书》远未成书，而李大师早有“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之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南史〉〈北史〉散论》）。
在李大师去世三十年左右，遗志终于由其子李延寿完成了。李延寿曾参与《隋书》《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纂工作，得以“推究”“披寻”南北朝各代史书，“始末修撰，凡十六载”，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著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根据《上〈南史〉表》，他的编纂方法首先是“抄录”，其次是“连缀”，有删节即“除其冗长，捃其菁华”，也有增补即“鸠聚遗逸，以广异闻”。他改变了李大师打算用编年体将南北朝历史完整交织起来的设想，而采用了纪传体，使《南史》《北史》各自成书，但两史虽分犹合，可谓“纪传以备南北”，完全继承了李大师的通史精神和大一统历史观。
以大一统立场述南朝历史
首先，李延寿站在大一统唐朝的立场上平视南北朝，皆以为“中国”之历史，但正是出于大一统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理想，他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所系，这也是唐朝官方的正统观。尽管清代学者如钱大昕批评李延寿“内北而外南”“尊周而抑齐”有自乱其例之嫌（《廿二史考异》卷35），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正是由于确立了正统，才使分裂时代的天下形势具有实现统一的大趋向、大目标。其次，正如清代史家赵翼之所强调，《南史》《北史》皆南北兼书，这在本纪的体例和书法上表现尤其突出（赵翼《陔余丛考》卷6）。最后，《南史》《北史》都采用了家族合传的形式，李延寿把士族之传承延续作为贯通南北朝的历史主线，又以儒家礼制和伦理规范为标准，使南北方国家社会呈现出大体一致的结构面貌。尽管清代史家如王鸣盛、赵翼都对这一写法提出批评，但正如瞿林东、李凭、张金龙指出，这种写法恰恰符合南北朝门阀士族社会的时代特点，是《南史》《北史》之通史性质的体现。
《南史》贯通了宋、齐、梁、陈四代兴亡，从整体上呈现出南朝盛衰的历史大势。李延寿指出，东晋一代，“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南史》卷一）出身寒门的北府军将领刘裕平定了东晋末年的混乱局面，于420年建立宋朝，拉开了南朝历史的序幕。从此，皇族剥夺了原本掌握在门阀士族手中的军事大权，继宋而起的齐、梁、陈，亦皆由寒门武将创立。由于寒族皇帝以皇族为藩辅，导致皇族内部同室操戈贯穿南朝始终，成为宋、齐、梁灭亡的一大根由。李延寿改正南朝诸史的曲笔回护，对皇族之间的骨肉相残、皇帝本人的罪恶行径秉笔直书，且细节详尽，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刘宋因文帝北伐失败、北魏入侵而衰乱，皇族相残使萧道成夺取皇位，建立南齐，而南齐又亡于皇族内乱，萧衍乘势而起，建立南梁。梁武帝乘北魏之乱恢复疆土，大兴文教，制礼作乐，力图夺回中华正统。然而好景不长，侯景之乱爆发，建康残破，江陵荒废，这既是梁朝也是整个南朝盛衰的转折点，从此南朝再也无力抗衡北朝。《南史》以《侯景传》结尾，李延寿详述了侯景之乱的始末原委及其历史后果。建立陈朝的陈霸先出生于江南本土，发迹于岭南地区，靠着平定“村屯坞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长”积累起政治资本，而他本人其实正是土豪势力之代表。
南朝之盛衰兴亡与南强北弱的总体格局直接相关。刘宋政权建立之初，乘北方战乱，刘裕北伐一度成功，而当宋文帝对统一北方后的北魏发动进攻，却导致北魏太武帝南侵，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南北疆界南移至江淮一带。乘北魏末年之乱，梁武帝又曾取得战略优势，但侯景之乱打破了南北军事均势，陈朝疆域缩小到长江中下游以南区域，苟延残喘了三十余年。南北朝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连绵不断，而李延寿概不详载，将南北朝诸史夸胜讳败的记述一律删削（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3）。对南北朝的互聘通使，李延寿则综合以往史书材料进行完整细致的记载，精彩再现了通过使者辩论唱和展开的南北文化竞争与交流。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历史记载体现的正是初唐文化整合的时代特色（安敏《南北互聘书写的文学意义——以李延寿〈南史〉〈北史〉为例》）。
寒门武将出身的皇帝重用庶族士人掌握机要，庶族地主阶级的上升成为南朝显著的历史趋势。但无论是建立王朝的功臣武将，还是出于寒门的政治权要，皆非李延寿历史书写的重心。尽管他如实记载了“江左世族无功臣”的历史现象，记载了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门第如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2），但在李延寿看来，正是士族之家的人伦之盛、文雅之风、簪缨不替，才是南朝历史的命脉所系，也是南朝历史的根本价值。他于《王弘传》论曰：“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又于《王裕之传》说道：“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所专乎！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旧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这一历史观反映了李延寿门阀士族观念的局限性，但也客观揭示了在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正是家族文化的传承保证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
更精良的《南史》新版本
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由卢振华先生点校，王仲荦先生覆阅，1975年6月出版。此次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基础上进行，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对《南史》文本及标点、段落等方面作适度修订。
张金龙教授是中古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著有《北魏政治史》《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宋武帝传》《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等十余部学术论著。在人才辈出、成果斐然的中古史领域，他的研究注重制度、政治、文献和人物，他强调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细致分析，不追逐新潮而能独树一帜，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耕耘使他的研究从点而线而面而至于体大思精之境。
张金龙教授对宋代以来一千多年《南史》的校勘、刊刻、收藏、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原点校本《南史》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核查和分析，经过慎重考虑，确定了底本、通校本和参校本。此次修订工作所利用文献超出原点校本一半左右，修订本校勘记由原点校本的1957条增加到2903条，剔除原校勘记333条，保留条目中又有1250余条根据新的校勘情况加以修订，并重新撰写了校勘记。点校本《南史》修订工作于2007年启动，前后延续十余年，终于在2023年10月完成。经过十多年精密翔实的校勘整理工作，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南史》新版本，不但更符合原貌，也更便于读者和研究者使用。
（作者：江湄，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