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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1999年5月，北京永安路106号。光明日报社楼前繁茂婆娑的白杨，大概不会记得门前步履匆匆却笃定的姑娘。对，就是笃定，自踏入这个大门，她像找到自己的家，亲切、熟稔，上了四楼，走向那间散发着书香的办公室。一推开门，总能看到最靠里的位置，《中华读书报》时任副总编辑王小琪温和的笑脸。
我的文学访谈就是从这里起步。当时，《中华读书报》的“时代文学”专刊有一个固定的栏目“作家现在时”，了解作家的创作和生命近况。篇幅不长，三千字左右，却集纳了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名家。每次采访之前，王小琪总要去阅览室查阅资料，了解文坛热点和读者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和我商量选题，她语速很慢，思量着说，温和又恳切，总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想，读者关心什么，希望了解什么。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采访的格局和定位就确定了，就是立足文坛，胸怀天下，为读者和作家搭建文学世界沟通的桥梁……能想象得到吗？那个在文学的风景中沉醉已久的年轻人，如今可以穿越那些感动、迷恋她的文字，和她神交已久的作家见面聊天，深入交流，在现实与虚幻相互交织的森林里倾心聆听树木的低语。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童话王国，然而我恰恰有幸一脚踏入这充满了爱、温暖和友善的文学世界，成了童话里的主角。
20世纪90年代，各路媒体访谈或口述实录节目盛行，真实可靠的内容、生动鲜活的在场感、极富感染力的情感力量打动了无数读者和观众。我也沉浸其中，同时思考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毫无疑问，当作家接受你的采访，已经意味着信任和接纳；近距离的互动中，提问会不自觉地成为情感和交流能否深入的催化剂。如何选择有影响力的访谈对象，能否设置能激发兴致并将话题引向深处的问题，足以判断一名记者的综合素养和见识。
感谢文学给我带来富足的精神滋养。我用访谈证明文学的存在以及作家与读者情感的共鸣。作为读者、作为记者的我，和作为写作者的他/她，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一问一答中，引为同道，于是相扶相携，因获得了文学的力量乃至生命的价值欣慰不已。往往是这样，在聆听采访录音的过程中，当时的访谈情景一一再现，写着写着，心就暖了。记得采访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林庚时，他提到一个观点：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我觉得这话同样适用于记者。我们不也应该睁大好奇的眼睛去发现、去探索这个世界吗？探析文学，纯学术的考究是一种方式，理论的文本阐释是一种方式，而访谈，以更贴近灵魂叩问的方式，以更有趣丰富的原生内容，以访谈者和访谈对象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的神奇魅力，不可置换、不可替代。
《孟子·万章下》中有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鲁迅对此非常认同，他说：“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如此，跟作家面对面，倾听他的声音，观察他的言谈举止，理解他的作品及其作品产生的原因，还有作家的精神、思想变化等等，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话题的设计、问题的追问，也不是仅靠经验累积就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在一次次的对话中，作家的文学生活被打开，读者得以登门入室，由此了解作品背后的作家，原来是如此脾性，原来有这样那样的写作习惯，原来我们读到的文字，作家赋予了那么多丰富的含义。总之，访谈是一次次寻找，用你敏锐和善于捕捉的眼睛去发现、寻找作家埋藏在故事中的技巧和诸多的喻义，一旦进入他们文字的迷宫，有多少耐心的发现，就会收获多少乐趣。
我一直觉得，访谈是相对私密的，甚至只是两三知己的事情。如果一旦被置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是否可能会带有一些表演的性质？事实上，当越来越多的作家走向公众，访谈的真实性开始被质疑。厄普代克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说，作家访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虚假的。
我倒认为，真实还是虚假，坦率还是掩饰，尊重对方还是不屑一顾，关键取决于作家本人。性格、心态等种种因素决定访谈的有效性和真诚度。或许有的作家像虚构小说一样地进行访谈，但至少在我所访谈的作家中，我凭着女性的直觉和经验，能感知他们的诚实和勇敢，他们严谨地回答我的问题，表达真实的自我。因为作家面对记者，同时也是面对公众和世界，他在回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我陈述和表白：我是什么样的作家，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如果说，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是金字塔式的攀升，访谈或许可视为爬上塔顶或深入作家精神世界的一条捷径。作家个人的口述史，是他们的情感史、生命史的见证，是真实的（抑或是文学的）。研究作家作品，访谈是有效的史料和参考。只要足够耐心，一定会从访谈中发现作家成长的轨迹、创作的密码。比如2000年10月，莫言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就提到“一个作家有多少自己的读者，这是你还没成为作家时就已经确定了的，炒作能使书的销售量上升，但是属于你的读者并没有增加。只要我还有自己的读者，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的创作就是必要的……我的创作风格肯定还是要变化，不断地求变，是我的奋斗轨迹。”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莫言，和他多年前在访谈中所说的秉持了一致，作家的定力和创作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曾经问巴甫洛夫：您有什么研究经验？他回答：我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是连续性，第二是连续性，第三还是连续性。
连续性看似简单，却意味着背后要付出很多的定力、心力，要锲而不舍，要百折不挠甚至穷追猛打。作家写作需要连续性，访谈也一样。首先是阅读的连续性，很多话题的提出与探讨，需要对作家本人创作历程、代表作品及相关影响进行细致了解，甚至是长时间地跟踪阅读与积累。唯有如此，才能了然于胸，访谈时才能与作家彼此之间敞开胸襟。如《陈忠实：我早就走出了〈白鹿原〉》一文，访谈中我先梳理了陈忠实早期创作，进而谈到各种体式的改编，以及《白鹿原》之后作家的心态与状态。这里涉及的，既有陈忠实个人的文学道路，又有《白鹿原》的影响与改编，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如果没有持续的关注，访谈中陈忠实细微而又内涵丰富的心灵故事，就有可能永远埋在作家的生命当中。
作家们接受访谈的姿态极其丰富微妙。采访贾平凹，环境多半会是烟雾缭绕；采访毕飞宇，来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大概可以激发更多灵感；采访王安忆，如果没有足够的速度，大概记不全她讲的二分之一。王蒙、莫言、阿来、格非、毕飞宇口才极佳，录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篇上等佳作……
文学丰富了我的心灵，访谈则无限拓宽了文学的世界。当阅读成为工作，就变得沉甸甸了，因为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去准备、去阅读。偶尔会怀念过往的阅读时光，不用去考虑是否还要预约采访，不用担心访谈后还有漫长无边的整理和修改。访谈在让我收获责任和肯定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纯粹的美好。但总而言之，她带给我太多意想不到的相遇、启迪和思考，我深爱这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事业。二十五年间，我采访了数百位作家，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语言、个性不同，文学观和艺术趣味亦有天壤之别，却一起构成了活泼生动、富有生命气息的文学生态。他们谈创作，谈阅读，谈自己成长的背景、写作的经历和创作的甘苦，细细听来，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之声，也有思想风暴扑面而来。纳博科夫曾经说，文学除了闪闪发光的生活，它什么都不是。文学在今天的感召力依然如此，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在文学的观照中皆闪闪发光。这是访谈对我的意义，也是文学对我们的意义。
我特别向往访谈的一种境界，和作家一起探究文学世界的风貌与秘密，了解他们写作的幸福或烦恼，分享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清风朗月，绿水青山，并肩策马，相伴一程，临别抱拳，会心一笑。
单为这相伴一程，就值得我付诸此生。
（作者：舒晋瑜，系《中华读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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