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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19日 星期一

    《文心雕龙》理论的现代应用

    ——用《文心雕龙》理论来析评钱锺书的学者小说《围城》

    作者:黄维樑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19日 13版)

      中华文化史上有一位文学理论的超级大师——刘勰,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年代与我们隔了十五个世纪,但其书今天读来仍然精彩、通达、大气。它“体大虑周”,具有恒久性、普遍性,其理论今天仍然管用。

      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自然有诸多精彩的、我们可用的地方;中华学者如果在取西经之际,回顾传统,就可发现传统的丰美之处。这里我要运用《文心雕龙》的观点,来析论一本现代小说:钱锺书的《围城》,借此说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恒久价值。

      我认为援引我国古代的相关理论,可以“以古释今”,也是“以中释中”,来析评《围城》。成书于1500年前的《文心雕龙》,所论评的文体有三十多种,但没有一种名为小说的文体。不过,文学之为文学,不论哪种文体,都有内容与技巧共通的地方;也因此,我们可以用不是小说批评的理论,来批评小说。《围城》的叙述者讲述故事,喜欢直接介入小说发表议论,往往议论风发,不少片段简直和散文中的杂文一样,因此《围城》又有杂文式小说之称。我认为《文心雕龙》的《杂文》篇所描述的一种“杂文”,正好借来形容《围城》这类学者小说的文体特色。

      《杂文》篇开宗明义道:“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这里的文字,直击学者散文和学者小说的“要害”。东方朔和扬雄有两篇“杂文”是刘勰举例阐述的对象,我们可以此二文为“试金石”,看看现代的学者散文和学者小说是否有类似“杂文”的含金量。(本文论的是学者小说,所以学者散文部分乃按下不表。)

      《杂文》篇开头的六句话,用现代语体来说是:“聪颖、业有专精、博学又高雅的人,辞笔洋溢着藻采,辞章充盈着才气;他们驾驭文章的情思,乃能日有创新,表现不同的风致。”

      引文中“博雅”的“博”即博学,其意同于《文心雕龙·诸子》说的“辩雕万物,智周宇宙”,即对天地万物论辩滔滔、学问渊博。“藻溢于辞”的“藻”即藻采,其意同于《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的文采;至于“日新殊致”,则与《文心雕龙·通变》说的创新同义。

      《文心雕龙》析论三十多种文体,对“杂文”作者有特别的要求,即作者是“智术之子,博雅之人”。《杂文》篇主要论及的枚乘、扬雄、东方朔、班固等,根据史书的记述,他们之有智术,之博雅,应无疑问。我们要讲的《围城》,其作者钱锺书正是一位学者,是“智术之子,博雅之人”。以下简略介绍经刘勰评点的两篇“杂文”: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

      东方朔才学出众,向天子自荐,终不见大用,内心幽愤难平,于是写作《答客难》宣泄牢骚。此文神完气足,事例丰富,议论滔滔,文采飞扬;典籍如《诗经》等的语句,大量引用。讽刺与比喻屡见,如用“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嘲讽愚昧者。扬雄撰《解嘲》,其用典之多,使现代的注释者大费周章。文中佳比妙喻涌现,机智话语迭见。用比喻,如“客”恭维扬雄“目如燿星,舌如电光”。扬雄这样“解”自己得不到尊贵之“嘲”:“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意思是“您只希望我可染红我的车子(显示尊贵),不知道一旦失足将血染我的家族啊”。善读者感其“嘲”之外,当还发现“毂”“族”同韵。论说《解》的时候,刘勰特别指出它“杂以谐谑”的特色。《答》和《解》是刘勰所说“杂文”的标志性作品。

      《杂文》开头的“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我摘取、重组、增益其关键字眼,成为“博学文雅”“辞藻斐然”“机智殊致”三个四字词组,用来概括《围城》的学者小说特质。篇幅所限,只举几个片段。《围城》的故事很多读者都熟悉,毋庸复述。

      话说一群留学欧洲的中国人“学成”归国,在长途的邮轮上打起麻将来。舌灿莲花的小说叙述者钱锺书曰:“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且适合世纪潮流。”这是讽刺,句法则属骈偶,用骈偶句为文采的一种表现。邮轮上一位鲍小姐衣着暴露,有人看到,叫她“真理”;回想一下,真理是赤裸裸的,于是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这里用了比喻(比喻也是文采的一端)。“修正”和“真理”是当年的时髦语言,这里用了,正是“机智殊致”,隐含讽刺意味。

      主角方鸿渐回国前买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超来。”比喻又来了。卖方是个爱尔兰人,叙述者钱锺书抓紧机会,把爱尔兰人讥笑一番,谓其不事积蓄:“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我不禁也议论曰:幸好这里讽刺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爱尔兰人,若是,此人很可能控告钱某诽谤。)刘勰谓扬雄的《解嘲》“杂以谐谑”,《围城》的“谐谑”几乎页页都有。以下引述《围城》第三章的饭局片段,进一步观看钱锺书如何博雅。

      饭局主客共五人,谈笑风生,引经据典,《红楼梦》的语句隐隐来了。诸人有对近代旧体诗人的评点,仿如一场诗学论坛。“围城”之意出自何经何典,英文的“金漆的鸟笼”,法文的“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符号~]g[~符号~]e”,诸人一一“秀”出来。欧洲的几个哲学家,都是“虚荣的老头子”;夹叙夹议中,叙述者钱锺书以讥讽的锐笔为之点破。

      座中褚慎明登龙有术,且吹牛有法。他先是卖关子亲狎地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Bertie,然后讲述在伦敦与Bertie进餐时,如何为这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解答许多问题”。钱锺书安排了这样的“登龙”并“吹牛”的“智术”人物如何口沫横飞,然后拆穿其“西洋镜”,告诉《围城》的读者:原来为罗素解答的,是“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褚慎明]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钱锺书通晓多种语言和多国文化,学问包含古今中外。汉代的张骞虽然通西域,可是首都长安的士子一般都只通汉语,是深厚文化所依托的汉语;在长安,东方朔和扬雄他们长期安于汉语,还没有条件达到语言和文化都兼通中外的境界。欧洲的散文家如蒙田(Montaigne)、博尔顿(Robert Burton)则通“西”而不通“中”。说真正的博雅,非钱锺书莫属。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花样多,犹如一个伦敦、巴黎、柏林或纽约的时髦帽子专卖店。很多研究文学的中华学者,喜欢在这些欧美帽子专卖店里挑选一顶,盖在某个或某些中国作品的头上。殊不知中国自古以来服饰种类纷繁,光是帽子就有长阔高深各种不同款式,可供选戴。我们可以用《杂文》篇“博雅”这顶帽子,妥妥戴在钱锺书《围城》一类学者小说的头上。

      (作者:黄维樑,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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