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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所载来看，《诗经》有乐本、歌本、诗本三种形态。乐本载其乐舞，歌本载其歌辞，诗本载其文本。今以《武》分而论之，以辨析其中的细节。
《武》的乐本形态
《武》的乐本形态，是以乐、歌、舞三位一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礼记·乐记》载苌弘、孔子、宾牟贾所言的《武》之乐音“淫及商”，谓其中杂有商声，乃言其乐音。《武》有六成，乃言其舞蹈形态，各以舞象象其事。郑玄注：“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馀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可见《武》之六成，以舞蹈叙述了周公还政于成王前的重大史事。
《武》的乐本，包括演奏其乐曲作为礼仪用乐。《逸周书·世俘解》载武王初用《武》，只是用其乐曲：“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逸周书》原作“谒我殷”，顾颉刚先生作“谒戎殷”，是以献俘礼的方式告天、祀地、享祖。在此仪式上，先籥《武》而后武王入，再进献《万》舞，进而献歌三终，表明最初的《武》，是作为礼仪用曲施用。这与《礼记·仲尼燕居》所载“《武》《夏》籥序兴”的施用方式相同。这就表明《武》作为可以单独演奏的乐曲，施用于王入、诸侯相见等仪式，是《武》的乐本形态。
《武》的歌本形态
《武》的歌本，则是可以歌唱的歌辞。乐工的“咏叹之，淫液之”，便是《武》的歌唱形态。孔颖达疏：“欲舞之前，其歌声吟咏之，长叹之，其声淫液，是贪羡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声何意吟歆长叹歆羡也。”既有咏叹之辞，又有歌唱之声。其中所唱的歌辞，就有楚庄王所言的《武》之三章。
楚庄王将《颂》《武》并提：“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意在言武王虽以武力克商，但其作《颂》《武》等乐章的目的，却是强调武有七德，并以乐舞方式，使得后世不忘其志。其所引《武》之卒章、三章、六章之辞，正是《武》演出时分别歌唱的乐歌，其声情正是孔子所言的“咏叹之，淫液之”。楚庄王所引《武》卒章、三章、六章，正是《武》的声歌。从孔子所言来看，《武》之六成分别象其事，“三成而南”，其歌《桓》；“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其歌《赉》；二歌置于乐舞之中，言武王能继承文王事业，翦商成功而安定天下。
楚庄王时期《武》《勺》仍有乐舞形态，征引其歌辞者，有的直接出于歌本。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随武子之言：“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其所引仲虺之言出于《尚书》。其将《汋》《武》并举，亦是直接引《勺》《武》的乐歌。其所引之《汋》诗，出于今本《周颂·酌》。杜预注：“《汋》，《诗·颂》篇名。铄，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须暗昧者恶积而后取之。”孔颖达正义：“《诗》经无‘汋’字。《序》云：‘言能汋先祖之道，以养天下。’故以汋为名焉。”以《酌》为《汋》。颜师古注《汉书》则谓：“勺读曰酌。酌，取也。”以“酌”释“勺”，谓周公酌取文德为用。在清儒牟庭在《诗切》看来，酌、勺、汋皆是此诗篇名的不同写法。《白虎通义》亦言：“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汋乐即酌乐，为勺舞之乐，其歌为《酌》。随武子将《汋》《武》并列，表明其所引之辞非并取自《周颂》，而直接取自勺舞之歌《汋》、《武》舞之歌《武》，歌辞出于歌本。
《武》的诗本
今存的《诗》本，是失去了乐曲与旋律的诗本，只能凭借其文字直观其义。从早期文献所载诗、称诗来看，《诗》本是陆续编成。周穆王之前《颂》已经初编，周厉王时《小雅》《大雅》《颂》分别单行。鲁桓公六年前《大雅》已经称《诗》，鲁僖公二十二年前《小雅》《大雅》《周颂》合并为《诗》。鲁宣公十二年时，作为诗本的《周颂》已经编定。《左传》载鲁宣公十一年（前598），晋大夫召集狄人作战，郄成子认为：“《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其所引之诗出于《周颂·赉》，为楚成王所谓的《武》之其六。郄成子以“《诗》曰”出之，表明其所引之《赉》见于《诗》本。可见，晋、鲁通行的《诗》本已经收录了《武》《桓》《赉》《酌》等乐歌，即郄成子所引之《诗》本。
《诗》本的编订，实际是将周乐中可歌之辞抽取出来作为文本，不再关乎其乐舞、歌曲，直接以文字为章，从而使得诗篇失去了其礼义、乐义而保留诗义。诗本是将周乐可歌的声诗整理而后所形成的文本，其中有歌无辞的笙诗，作为礼仪施用的间歌，只保留了乐名作为篇目，而无歌辞。《武》卒章、三章、六章的歌辞，被整理入《周颂》中，分别次于二十、二十九、三十。
楚成王所言三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同，以《武》位次《桓》《赉》之前。朱熹《诗集传》言：“《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后世学者有将“卒章”强制阐释为“首章”。若追本溯源，则“卒章”当为末章。杜预注：“言‘其卒章’者，谓终章之句也。”查《左传》所谓“卒章”者，皆指诗篇之末章。故楚庄王所言之《武》，当为《武》乐舞之末章，以颂武王功业。
今本《周颂》既未按照乐本收录《武》之咏叹之辞，亦未按照歌本按照乐章次序收录其歌辞。其在《武》与《桓》《赉》之间录入《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载芟》《良耜》《丝衣》《酌》等八篇。特别是将《酌》次于《武》《桓》《赉》之间，表明整理者在编订《周颂》时并未考虑乐本的演出性，亦未顾及歌本的连续性，只是将《武》的歌辞作为单行的文本进行收录。也就是说，《周颂》只是周宗庙祭祀中所用之辞，保留在其中的《武》《桓》《赉》只是《武》的诗本，而非全部。若以此观《诗》的流传，也经历了乐本、歌本、诗本三个转变。
（作者：曹胜高，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