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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历史中有富矿。经济史学家龙登高教授所著《市场中国两千年》，就是一部挖掘传统中国经济发展史，增益新知、启迪智慧的历史学新作。
该书共四篇、十七章，以近四十万字的篇幅，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对中国市场的发端、成长并趋于成熟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的探究。著作认为，中国传统市场建立于井田制瓦解的基础之上，经历了战国秦汉初兴后，在西汉全盛期以后转向衰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时期再度兴盛，明清时期走向成熟，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
全书视野宏阔、内容翔实，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演进史实进行了钩沉及理论分析，多有创见，既展现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对现实有启发意义。
市场滥觞
在作者笔下，市场“既表现为交易行为，又表示交换场所”，“既反映人们之间交换的种种关系，更是一种经济机制”。而市场的基因，深嵌于中国历史深处。
著作援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话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带着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出现已经意味着市场滥觞。而市场真正起源，则要等到奴隶制社会盛行的井田制瓦解之后。
彼时，农村公社瓦解，个体小家庭从公社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从公社中独立出来的家庭，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获得了独立的生产权利。然而，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个体家庭在面对自然界与其他风险，以及为了获取自己不能生产的劳动工具时，只能仰赖于交换。他们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出，换取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从而进行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满足家庭延续与生活需要。
这种交换需求，以及通过交换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市场，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存在。以个体小家庭交易作为主体而构成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最基本形态，它的成长与发育，有着深厚的根源，也决定着中国传统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发展空间。
个体家庭从井田制农村公社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工扩大与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产品的增多，交换越发频繁。由此，从个体小家庭中独立出来的以交换为职业的商人产生了。商人将不同家庭、不同地区的特产变成商品转运贩卖，追逐其间差价，又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循环从事交换，商业活动便发展起来。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换润滑剂的“货币”，也随之发展并流通起来。
市场扩大，将更多的家庭、更广泛的地区纳入了交换体系。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不断将自己的产品投入市场，既成为市场上持续的商品供给者，又成为消费者。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土地、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形成土地市场与劳动力雇佣市场。而商业活动与市场扩张，促进了交易中心的发展，城市经济随之繁荣，并与乡村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联结。
在“市场”产生之后，综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个体小家庭为交换主体的市场形态，延绵了数千年。战国秦汉，以个体小家庭为交换主体、以商人为媒介的商业活动，推动了传统市场的产生、发展及扩大。唐宋至明清，市场发展也建立在个体小家庭生产能力提升与分工扩大的基础之上。唐代均田制瓦解后，家庭生产力提高，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又进一步提高了商品供给。茶叶异军突起后，给唐宋商品市场带来新变化，商业活动规模扩大，交换手段、货币供给也有了新发展。乡村草市、镇市兴起，并与城市市场日益联结在一起。在交通运输条件发展的基础上，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市场整合程度随之提高。市场整合，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从而将不同的个体家庭、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生产与加工纳入到市场体系中来，个体家庭与市场的联系因此而更加紧密。明清时期，行业与地域分工带来商品供给扩大、地域性商帮形成，商人资本发展、白银货币供给充足、交通条件改善等因素汇聚在一起，在宋元市场基础上，最终通过跨区域贸易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舞台。
历代市场发展
在概述了中国市场发展的整体历程之后，作者对主要朝代市场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梳理，笔者在这里略作介绍。
战国秦汉——市场初兴。战国秦汉是传统市场发展的初兴阶段，突出表现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开始增多，奢侈品在流通中占相当大比重，但民生用品已广泛进入市场。这一时期，粮食和农副产品市场还处于低迷状态，数量有限，盐铁的交易已较为活跃，土地买卖盛行、市场有较大发育。在秦朝，流行于各地的不同货币如布币、刀币、蚁鼻钱等，统一为“半两钱”，金属货币在市场中流通起来。职业商人兴起，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市场联系的加深。以洛阳、临淄、蜀郡、长安等大城市为枢纽，全国各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沟通各地市场联系与商品网络的市场。
东汉——市场式微。在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增长，个体小农家庭经济逐渐衰微，由此也造成了市场的衰退，职业商人减少，而凭借特权进行市场营利活动的“豪强货殖”突出。市场商品构成中，奢侈品的比重增加了，民生用品市场减少，流通手段也出现倒退，城市市场萧条。
魏晋南北朝——市场萎靡。这一时期，土地为豪门氏族集中占有，地权高度集中。庄园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然而商业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在魏晋南北朝，从事商业经营的多为贵族官僚。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长期依附于豪门氏族，基本与市场绝缘。商品交易市场长期处于萎靡状态。
隋唐——市场中兴。唐朝之前，北魏孝文帝为恢复农业生产，在北方地区实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田地、征收赋税。这一制度促进了农业发展，却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商业发展。中唐时期，均田制由两税法替代后，自由的土地市场再次实现，人也再度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市场发展，草市成长，进入流通的农产品比战国秦汉时期更多，民生用品数量增多。唐后期，商品粮有所发展，但主要仅限于通过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丰歉收调节。也是在这一时期，茶叶市场异军突起。以贩运商为代表的职业商人成长，在市场上日趋活跃。在城市，前期实行坊市制管理，后期开始新建、扩建市场，坊墙被打破，“市”得到扩大，并开始向城郊扩张。货币流通方面，前期“钱帛兼行”，中后期随着市场的扩张，出现了“钱荒”现象，民间以“除陌”应对钱荒，减少交易中实际铜钱支付额。此时，以“便钱”“飞钱”为信用进行的交易出现，可谓“信用”发展的先声。
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旺。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生产扩大，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进入流通环节，甚至实现了远距离的贸易。此时的商品粮市场，突破了地区丰歉调节格局，在一些稳定的商品粮供给地和消费市场之间持续展开。全国各地，草市、墟市、集镇等市镇普遍兴起。城市的市区扩大，市场交易渗透到城墙内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些新的热闹街市。城市附近，草市发育起来，并被纳入了城市的建制之中。“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中的描述，足见北宋汴京的繁华。汴京之外，以府州城市为中心、以县镇为次级中心地、以村市为基层市场的府州市场体系发展起来。宋元时期，就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苏州及越州为北南两翼的翅状两浙区域市场体系。在发达市集的滋养下，戏曲流行起来，娱乐市场开始发育。在金融市场方面，“钱楮并用”，交子、会子、交钞、宝钞等信用货币与纸币开始使用，金银逐渐向货币形态转变，商人的资本资金来源也日益多样化。此时的商品交易，集中于奢侈品和海外贸易专卖用品，民生用品依然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专职从事商业的职业分类日益精细，批发商、经纪商、零售商各司其职，赊欠买卖、契约买卖等交易方式逐渐走向有序化，交通运输和仓储设施等物流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明清——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地权交易和要素市场有了巨大发展。专职从事商业，从游走客贩，到侨寓经商，进而落籍定居，成为一种持续且普遍的现象。也是在这一时期，各地的商帮形成，建立了不少会馆、同业公所，用于交流和扶持商人。各地商帮中，尤以晋商和徽商为盛。晋商开拓了万里国际茶道，开创了中国粮食期货贸易的先河，并首创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而且，晋商在经营管理上也常常创新，甚至出现了以人力资本折价股权的人身股。货币流通方面，白银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为次要货币，辅以票据，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货币体系。在市场类别方面，明清形成了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市镇、农村集市三个层级的市场体系，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大幅增加，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最终形成。
市场传统深厚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有人怀疑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可行性。其中一个重要认识就是，错误地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排斥市场经济。而本书的研究，以雄辩证明，中国不仅有两千多年的市场发展史，而且在朴素市场的演进下，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同时期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
例如作者认为，地权交易和要素市场结合，促进了传统农业发展，但也抑制了其向近代经济形态转型。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自井田制农村公社瓦解之后，就存在于传统中国。唐宋以后，出现了典当、永佃制、田面权、押租、活卖等新型土地关系，而这些新型土地关系的出现，建立在土地产权形态发展和市场发育水平、交易手段提高的前提之下。在古代中国，土地的多种产权形态，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多种产权形态，及与其相应的交易形式。每一种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都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而获得，并通过契约来表达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以其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建立了个体家庭农庄经营的体系，并借助市场的要素与资源组合，完成了生产与再生产。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性特征与独特发展路径。二者结合，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与土地的产出，带动了传统经济尤其是农耕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不利的一面则在于，这种体系抑制了其向近现代经济形态转型与变革。这解释了中国与西方经济形态演进的差异，也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未能源发性地走向工业革命的原因。
又如作者认为，中国的商品市场发达，然而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迟滞，个体家庭经营具有很强的生命性与合理性。著作以明清江南纺织业为例，分析了这种生产体系的特征——当时的丝织业主要通过商品市场的联系进行，即以包买商发料收货的方式，实现分工与专业化的生产，而不是直接组织手工工场生产。这种特征，与该区域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迟滞，而商品市场发达有关。自宋代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的市场体系，通过细密的商业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商品的集中与分销。相较于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劳动力，这种体系能更充分地利用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王朝，严厉控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对民间经济与市场，则施以朴素的自由主义政策。历代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多以“藏富于民”为正统，以“与民争利”为羞耻。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市场，也不缺以市场促进分工、促进资源流动与要素组合的发展方式。这些洞见，均显示了作者卓越的研究眼光。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就是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
回顾历史，传统中国市场发展，存在着几个高峰。这些高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从而迎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繁荣。中国传统市场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制度创新。这样看来，我们今天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渊源有自。历史中蕴藏富矿，从历史源流与发展演进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把握市场。如同作者序言所说，我们要对中国市场经济道路充满信心。
（作者：田晓忠，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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