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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11月18日 星期六

    一条奔涌向前的河流

    ——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回望

    作者:田晓忠 《光明日报》( 2023年11月18日 12版)

        清明上河图(局部)

        唐开元通宝

        先秦刀币

        明天顺四年地契 东方出版社供图

      【读书者说】  

      历史中有富矿。经济史学家龙登高教授所著《市场中国两千年》,就是一部挖掘传统中国经济发展史,增益新知、启迪智慧的历史学新作。

      该书共四篇、十七章,以近四十万字的篇幅,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对中国市场的发端、成长并趋于成熟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的探究。著作认为,中国传统市场建立于井田制瓦解的基础之上,经历了战国秦汉初兴后,在西汉全盛期以后转向衰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时期再度兴盛,明清时期走向成熟,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

      全书视野宏阔、内容翔实,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演进史实进行了钩沉及理论分析,多有创见,既展现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对现实有启发意义。

    市场滥觞

      在作者笔下,市场“既表现为交易行为,又表示交换场所”,“既反映人们之间交换的种种关系,更是一种经济机制”。而市场的基因,深嵌于中国历史深处。

      著作援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话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带着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出现已经意味着市场滥觞。而市场真正起源,则要等到奴隶制社会盛行的井田制瓦解之后。

      彼时,农村公社瓦解,个体小家庭从公社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从公社中独立出来的家庭,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获得了独立的生产权利。然而,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个体家庭在面对自然界与其他风险,以及为了获取自己不能生产的劳动工具时,只能仰赖于交换。他们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出,换取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用品,从而进行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满足家庭延续与生活需要。

      这种交换需求,以及通过交换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市场,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存在。以个体小家庭交易作为主体而构成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最基本形态,它的成长与发育,有着深厚的根源,也决定着中国传统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发展空间。

      个体家庭从井田制农村公社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工扩大与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产品的增多,交换越发频繁。由此,从个体小家庭中独立出来的以交换为职业的商人产生了。商人将不同家庭、不同地区的特产变成商品转运贩卖,追逐其间差价,又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循环从事交换,商业活动便发展起来。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换润滑剂的“货币”,也随之发展并流通起来。

      市场扩大,将更多的家庭、更广泛的地区纳入了交换体系。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不断将自己的产品投入市场,既成为市场上持续的商品供给者,又成为消费者。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土地、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形成土地市场与劳动力雇佣市场。而商业活动与市场扩张,促进了交易中心的发展,城市经济随之繁荣,并与乡村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联结。

      在“市场”产生之后,综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个体小家庭为交换主体的市场形态,延绵了数千年。战国秦汉,以个体小家庭为交换主体、以商人为媒介的商业活动,推动了传统市场的产生、发展及扩大。唐宋至明清,市场发展也建立在个体小家庭生产能力提升与分工扩大的基础之上。唐代均田制瓦解后,家庭生产力提高,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又进一步提高了商品供给。茶叶异军突起后,给唐宋商品市场带来新变化,商业活动规模扩大,交换手段、货币供给也有了新发展。乡村草市、镇市兴起,并与城市市场日益联结在一起。在交通运输条件发展的基础上,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市场整合程度随之提高。市场整合,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从而将不同的个体家庭、不同地域和行业的生产与加工纳入到市场体系中来,个体家庭与市场的联系因此而更加紧密。明清时期,行业与地域分工带来商品供给扩大、地域性商帮形成,商人资本发展、白银货币供给充足、交通条件改善等因素汇聚在一起,在宋元市场基础上,最终通过跨区域贸易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舞台。

    历代市场发展

      在概述了中国市场发展的整体历程之后,作者对主要朝代市场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梳理,笔者在这里略作介绍。

      战国秦汉——市场初兴。战国秦汉是传统市场发展的初兴阶段,突出表现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开始增多,奢侈品在流通中占相当大比重,但民生用品已广泛进入市场。这一时期,粮食和农副产品市场还处于低迷状态,数量有限,盐铁的交易已较为活跃,土地买卖盛行、市场有较大发育。在秦朝,流行于各地的不同货币如布币、刀币、蚁鼻钱等,统一为“半两钱”,金属货币在市场中流通起来。职业商人兴起,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市场联系的加深。以洛阳、临淄、蜀郡、长安等大城市为枢纽,全国各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沟通各地市场联系与商品网络的市场。

      东汉——市场式微。在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增长,个体小农家庭经济逐渐衰微,由此也造成了市场的衰退,职业商人减少,而凭借特权进行市场营利活动的“豪强货殖”突出。市场商品构成中,奢侈品的比重增加了,民生用品市场减少,流通手段也出现倒退,城市市场萧条。

      魏晋南北朝——市场萎靡。这一时期,土地为豪门氏族集中占有,地权高度集中。庄园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然而商业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在魏晋南北朝,从事商业经营的多为贵族官僚。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长期依附于豪门氏族,基本与市场绝缘。商品交易市场长期处于萎靡状态。

      隋唐——市场中兴。唐朝之前,北魏孝文帝为恢复农业生产,在北方地区实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田地、征收赋税。这一制度促进了农业发展,却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商业发展。中唐时期,均田制由两税法替代后,自由的土地市场再次实现,人也再度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市场发展,草市成长,进入流通的农产品比战国秦汉时期更多,民生用品数量增多。唐后期,商品粮有所发展,但主要仅限于通过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丰歉收调节。也是在这一时期,茶叶市场异军突起。以贩运商为代表的职业商人成长,在市场上日趋活跃。在城市,前期实行坊市制管理,后期开始新建、扩建市场,坊墙被打破,“市”得到扩大,并开始向城郊扩张。货币流通方面,前期“钱帛兼行”,中后期随着市场的扩张,出现了“钱荒”现象,民间以“除陌”应对钱荒,减少交易中实际铜钱支付额。此时,以“便钱”“飞钱”为信用进行的交易出现,可谓“信用”发展的先声。

      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旺。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生产扩大,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进入流通环节,甚至实现了远距离的贸易。此时的商品粮市场,突破了地区丰歉调节格局,在一些稳定的商品粮供给地和消费市场之间持续展开。全国各地,草市、墟市、集镇等市镇普遍兴起。城市的市区扩大,市场交易渗透到城墙内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些新的热闹街市。城市附近,草市发育起来,并被纳入了城市的建制之中。“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言中的描述,足见北宋汴京的繁华。汴京之外,以府州城市为中心、以县镇为次级中心地、以村市为基层市场的府州市场体系发展起来。宋元时期,就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苏州及越州为北南两翼的翅状两浙区域市场体系。在发达市集的滋养下,戏曲流行起来,娱乐市场开始发育。在金融市场方面,“钱楮并用”,交子、会子、交钞、宝钞等信用货币与纸币开始使用,金银逐渐向货币形态转变,商人的资本资金来源也日益多样化。此时的商品交易,集中于奢侈品和海外贸易专卖用品,民生用品依然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专职从事商业的职业分类日益精细,批发商、经纪商、零售商各司其职,赊欠买卖、契约买卖等交易方式逐渐走向有序化,交通运输和仓储设施等物流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明清——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地权交易和要素市场有了巨大发展。专职从事商业,从游走客贩,到侨寓经商,进而落籍定居,成为一种持续且普遍的现象。也是在这一时期,各地的商帮形成,建立了不少会馆、同业公所,用于交流和扶持商人。各地商帮中,尤以晋商和徽商为盛。晋商开拓了万里国际茶道,开创了中国粮食期货贸易的先河,并首创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而且,晋商在经营管理上也常常创新,甚至出现了以人力资本折价股权的人身股。货币流通方面,白银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为次要货币,辅以票据,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货币体系。在市场类别方面,明清形成了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市镇、农村集市三个层级的市场体系,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大幅增加,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最终形成。

    市场传统深厚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有人怀疑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可行性。其中一个重要认识就是,错误地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与传统,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排斥市场经济。而本书的研究,以雄辩证明,中国不仅有两千多年的市场发展史,而且在朴素市场的演进下,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同时期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

      例如作者认为,地权交易和要素市场结合,促进了传统农业发展,但也抑制了其向近代经济形态转型。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自井田制农村公社瓦解之后,就存在于传统中国。唐宋以后,出现了典当、永佃制、田面权、押租、活卖等新型土地关系,而这些新型土地关系的出现,建立在土地产权形态发展和市场发育水平、交易手段提高的前提之下。在古代中国,土地的多种产权形态,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多种产权形态,及与其相应的交易形式。每一种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都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而获得,并通过契约来表达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以其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建立了个体家庭农庄经营的体系,并借助市场的要素与资源组合,完成了生产与再生产。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性特征与独特发展路径。二者结合,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与土地的产出,带动了传统经济尤其是农耕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不利的一面则在于,这种体系抑制了其向近现代经济形态转型与变革。这解释了中国与西方经济形态演进的差异,也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未能源发性地走向工业革命的原因。

      又如作者认为,中国的商品市场发达,然而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迟滞,个体家庭经营具有很强的生命性与合理性。著作以明清江南纺织业为例,分析了这种生产体系的特征——当时的丝织业主要通过商品市场的联系进行,即以包买商发料收货的方式,实现分工与专业化的生产,而不是直接组织手工工场生产。这种特征,与该区域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迟滞,而商品市场发达有关。自宋代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的市场体系,通过细密的商业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商品的集中与分销。相较于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劳动力,这种体系能更充分地利用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王朝,严厉控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对民间经济与市场,则施以朴素的自由主义政策。历代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多以“藏富于民”为正统,以“与民争利”为羞耻。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市场,也不缺以市场促进分工、促进资源流动与要素组合的发展方式。这些洞见,均显示了作者卓越的研究眼光。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就是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

      回顾历史,传统中国市场发展,存在着几个高峰。这些高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从而迎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繁荣。中国传统市场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制度创新。这样看来,我们今天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渊源有自。历史中蕴藏富矿,从历史源流与发展演进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把握市场。如同作者序言所说,我们要对中国市场经济道路充满信心。

      (作者:田晓忠,系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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